权力是一味毒药，越吃越上瘾，不但会毒死自己，也会毒死身边的人……
曹操一生杀人无数，杀孔融、边让是因为这俩是大名士，不但看不起曹操，还天天出言讽刺；杀董承、魏讽是因为他们妄图发动政变，干掉自己。
但曹死荀彧，赐死崔琰、娄圭则有些让人难以理解，直到后来我想了一句话，权力是一味毒药！
荀彧是谁？这个我们小时候读《三国演义》读成荀或、或者苟或的人，等到有一天我们读了《三国志》才发现，原来他是那么地厉害，那么地伟大，那么地帅气……是三国时期唯一能和诸葛亮相提并论的人。
曹操早年其实起家很困难，讨董时满腔热血的出战，结果差点被徐荣一巴掌拍死。后来靠着袁绍，才有了东郡，进而有了兖州这个“龙兴之地”。
但有地盘其实没多大用处，关键是得有人才，荀彧就是这个时候顶着“王佐之才”的光环离开袁绍，加入了曹操阵营。
曹操自然是大喜过望，感叹地称荀彧为“吾之子房”。荀彧在战略方面为曹操规划制定了统一北方的蓝图和军事路线，多次修正曹操的战略方针而获其赞赏，包括“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迎奉天子”；
战术上，面对吕布叛乱而保全兖州三城，奇谋扼制袁绍于官渡，险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奇袭荆州等诸多建树；政治上，为曹操举荐了钟繇、荀攸、陈群、杜袭、戏志才、郭嘉等大量人才。
可以说，在曹操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荀彧功劳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曹操自己说的。
（臣自始举义兵，周游征伐，与彧勠力同心，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
但等到曹操功成名就那一天，当曹操想要品尝更高权力滋味那一天，曹操和荀彧之间出现了裂痕。公元212年董昭等人建议曹操加封魏公，曹操第一时间派人征求荀彧的意见，荀彧表示不同意（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不宜如此），曹操很恼火（太祖由是心不能平）。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不管荀彧的死有几种记载，有多少推测、考证，总而言之曹死了荀彧。因为陈寿在《三国志·荀彧》传里点了这么一句话——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
现在我们看到许多贪官被抓后，都在牢里感慨自己一开始坚守原则，但有了第一次之后，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了。其实古代上位者的权力，比现代社会的权力更纯粹，更让人痴迷。所以，曹操也要继续追逐权力，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子孙！
公元216年，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崔琰因为说了一句话，被曹操赐死，这堪称是三国第一冤案！易中天先生对此评价：崔琰是三国时最为德高望重的名士，正派儒雅，又有远见卓识，仪表堂堂，凛然于朝，曹操也被他的一身正气所慑服。崔琰用死证明自己是君子，曹操用崔琰的死，证明自己是奸雄！
崔琰是谁？荀彧是汝南谋士集团的领袖人物，崔琰则是冀州名士的领袖人物，公元204年曹操攻下邺城，袁绍属下大批冀州士人加入曹操阵营。崔琰，为曹操典选举十余年，其所选都是“清正高尚之士”，而且崔琰的政治立场和曹操并没有多大的冲突。
曹操被封为魏王，杨训上表称赞曹操的功绩，夸述曹操的盛德。当时有人讥笑杨训虚伪地迎合权势，认为崔琰荐人不当。
崔琰从杨训那里取来表文的草稿一看，写信给杨训说：“读表文，是事情做得好罢了！时间啊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也一定会发生变化的！”
崔琰的本意是讽刺那些批评者，好谴责呵斥而不寻求合于情理。有人却报告说崔琰是傲世不满怨恨咒骂，曹操发怒说：“谚语说‘不过生了个女儿耳’。‘耳’不是个好词。‘会有变的时候’，意思很不恭顺。”
从此罚崔琰为徒隶，派人去看他，崔琰言谈表情一点也没有屈服的意思。曹操的令文说：“崔琰虽然受刑，却与宾客来往，门庭若市，接待宾客时胡须卷曲，双目直视，好像有所怨恨。”于是赐死崔琰。
崔琰死后，和崔琰共殿选举多点的毛玠因而十分不快。后来，有人告发毛玠，说：“毛玠出门看见脸上刺字犯人，那人的妻子儿女被籍没为官家奴婢，就说：‘是老天不下雨的原因大概就是这样吧。’”曹操大怒，把毛玠逮捕下狱。大理寺卿钟繇奉命责问毛玠。
毛玠本来其实没什么错，因此当时桓阶、和洽等大臣据理进谏营救毛玠，并且要求举报的人和毛玠进行对峙。在这种情况下，毛玠于是被曹操免刑、废黜，不久毛玠在家中郁郁而亡。毛玠死后，曹操赐给棺木、祭器、钱和绢帛，授给他的儿子毛机郎中的官职。
公元213年曹操晋封魏公，前一年（公元212年）曹死了荀彧；公元216年曹操晋封魏王，崔琰被赐死，毛玠被废黜。
要知道荀彧、崔琰、毛玠不但是天下名士，也是曹魏非常重量级的元老功勋，但不是被杀就是被废，只能说此时曹操的心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简单总结就是八个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如果要在这段最知名的历史中找到一个最知名的人物，却也不那么简单，关羽、诸葛亮、曹操、刘备等人，在大众中都拥有无数的粉丝。
但如果要说三国人物中谁最复杂，谁最具争议性，那就非曹操莫属了。
仁义和奸诈、冲动和谨慎、聪明和愚蠢等等完全相反的词语在曹操身上和谐共存，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交汇出现，
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很多三国爱好者认为曹操是一个重视才能胜过重视出身的君主，即所谓的“唯才是举”，但如果真的去了解曹操在用人上的一系列举措后，就会发现这句话并不怎么靠谱。
建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210年，曹操发布了《求贤令》，诏令最后一句说：“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他发布这道诏令，是希望有更多的贤人君子和他一起共治天下。“唯才是举”由此得名。
那么，曹操是不是真的“唯才是举”呢？实际情况可能要残酷很多。
我们先来看看曹操麾下的人才构成。根据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记载，曹操麾下的文武力量主要有以下一些人：
以荀彧、荀攸、贾诩、郭嘉和程昱为首的谋臣集团，这五人被称为曹操五大谋臣。在这几个人中，荀彧和荀攸叔侄出身于颍川荀氏，这个家族在东汉王朝的官僚集团内部一直属于顶尖级别的士族，常年盘踞在三公九卿的位置上；郭嘉跟二荀是同乡，而郭氏是东汉王朝内部掌握司法部门的家族，历代都担任司法部门的主管官员；
贾诩和程昱，前者的家族是凉州地方豪强，贾氏也是常年担任九卿的士族，后者的家族在其家乡的地方官员上也频繁活动，可以说方面大员。这证明了，至少曹操的主要谋臣没有一个是出身卑微的普通知识分子。
以夏侯惇、夏侯渊、曹仁、于禁、乐进、张辽、徐晃和张郃组成的武将集团。
这些人中，两夏侯是曹操的姑表兄弟，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伙伴，曹仁是曹操的堂弟，也是一直跟在曹操背后的马仔，他们或多或少是跟曹操有血缘关系或者亲属关系，且是好几代家族都有互相联络的姻亲死党。
于禁和乐进是曹操一手从士卒提拔上来，着力培养的嫡系。张辽、徐晃和张郃是从别的军事集团投降过来的将领，他们在曹军中的角色主要是救火队长。
三人虽然打仗勇猛，智勇双全，但是几乎从没有率领大军团独立作战的机会，其中原因，就不言而喻了。曹操对这些外来人员，始终不信任。这种用人方法，和他所标榜的“唯才是举”是不相符的。
公元210年，已经是曹操人生的晚期，诏令发布十年后，曹操就因病去世。而在这十年之中，曹操统治的领土没有实现大规模的扩张，朝政也没有大的改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把《求贤令》中对于人才的渴求和表达出的意愿当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曹操已经明确了招揽人才的方针，事业上却没什么进步？难道华夏大地真的“野无遗贤”？
或者曹操招揽的人才都是无能之辈？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况且在《求贤令》颁布前的两年时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被孙刘联军打得大败，事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折，
甚至可以说赤壁之战打破了曹操统一中国的希望，那么这个时候发布的《求贤令》，真正能够起到的作用，或许是宣传和安定麾下人才之心或是表达一种对事业的正面态度，以此来挽回之前作战所损失的声望。
这种象征性的态度其实要远远大于它实际上能够起到的作用，“唯才是举”，或许真正的价值也是在这里！
衣带诏事件存在诸多疑点，这应该是汉献帝一生中最有可能除掉曹操的一次机会，为什么如此重要的计划会被泄露出去呢？
当时曹操准备迁都许县，汉献帝知到如今曹操当政，自己日后还是一个傀儡皇帝的角色，所以秘密写下诏书缝在衣带里传给董承，让他想办法除掉曹操。
参与衣带诏的人还有种辑、吴硕、刘备等人，但因为遭到提前泄密导致计划失败，汉献帝虽然没事，但整个朝廷被曹操来了一次大清理，很多官员都因此丧生，究竟是谁把衣带诏透露给曹操的呢？
衣带诏是被董承家奴秦庆童和董家婢女告密，因为秦庆童私通的事被发现，他为了报复董承才向曹操泄密。不过如此重要的事情，一个小小家奴怎么可能会知道呢？
所以演义当中的说法还是有些牵强，董承做事谨慎，他知道一旦计划败露所有人都活不成，所以绝对是把警惕性提到了最高。难道是曹操一早便在汉献帝身边安排了耳目，所以才被及时发现？其实也不太可能！
当时汉献帝和曹操之间的关系没有来到一个水火不容的地步，汉献帝知道自己是被董卓扶持起来的傀儡皇帝，今后很难再拿回朝政大权。或许想急于除掉曹操的并不是汉献帝，而是董承等人，董承可不想董卓死后朝中又来了第二个董卓。
所以便在汉献帝耳旁开始危言耸听，想以汉献帝的名义除掉曹操，这样也算名正言顺，毕竟当时曹操救驾有功，乱杀功臣可说不过去。
《三国志》记载：“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汉献帝把衣带诏交给董承，而是董承私自对外宣称自己拿到了汉献帝的衣带诏，因为“辞”在当时是宣称的意思。
如果这只是董承单方面宣布，那衣带诏的分量就要大打折扣了。其实历史上董承也并不是什么一心向汉的忠臣，只是在演义中被塑造成了一位大忠臣形象。
所以说，如果汉献帝压根就没参与这件事，那衣带诏被泄露出去的几率就要大得多了。
毕竟董承为了说服其他人参与，难免会被隔墙有耳，而且曹操有荀彧的辅佐，应该早就知道要对谁提早防范。
演义或许是为了营造一种紧张的气氛，还描写衣带诏是汉献帝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以汉献帝的性格来看实在不像是他能做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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