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联人在政治上高歌猛进的同时，泰勒在伯克利也大展拳脚，他不但教书还积极投身民权运动，在任何与人权民权有关的活动中都能看到他活跃的身影，他几乎成了美国司法界良知的象征。
同时，他身体力行的坚持自己所奉行的国际法准则，前些年他出了本轰动全球的书《纽伦堡和越南：美国的悲剧》，书中直言不讳的指出，入侵越南是非法行为。
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直接斥责自家政府，并且他还是民主党党员，这很不容易。
书出版后引起了海内外轰动。
为他赢得了大量的尊重与爱戴，也让他有了美奸的帽子。
好在合众国还是嘴炮为主，若是放到东亚某国，估计早晚被天诛国贼……
由于泰勒的好名声以及与两位苏联同行的良好关系曾经的良好关系，实际上泰勒自言，自从纽伦堡后双方就再也没有了联系）。
理所当然，那时候合众国这边正闹麦卡锡呢。
泰勒倒是不怕这货，毕竟大学能寄予他保护，但面对疯狗最好的策略还是绕开，而不是逢敌亮剑狭路相逢勇者胜。
至于苏联方面……呵呵，估计两位同行天天在祈祷这个美国鬼子千万别和自己有联系，否则KGB政审起来只怕会说不清楚，那时候贝利亚同志还活着呢。
爱德华和泰勒以前打过交道，在前者两年级的时候泰勒在纽黑文开设《国际法》课程，爱德华理所当然的选修，这让他受益匪浅。
之后，泰勒去了伯克利，因为他觉得加州的阳光和气候对他日渐衰老的身体有好处。
原本联络泰勒教授的事情和他没关系，可谁让他也在加州呢？
好在泰勒是个值得尊重的长者，听说此事后倒也没难为爱德华，也没有摆架子要好处。
他非常爽快的同意义务担任为苏联犹太人提供法律服务计划的负责人。
能够让这样一个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来坐镇，对于事情的成果解决大有好处。
但是！
塔尔福德·泰勒教授也有自己的条件：……一切的细节工作，诸如指导法律调研、撰写法律文书等相关事宜必须由爱德华亲自操刀。
倒不是说把活儿全压到他身上，爱德华可以招募人手，或者让组织里的其他人来干活，但一切都必须由他抓总负责。
打个比方，泰勒教授成了个总包工头，爱德华是他手下的工程队的队长……
面对大佬的看重，爱德华只能含泪咬牙硬着头皮上……
这不是赶鸭子上架，这是赶鸭子上天，上西天啊！
现在他有点理解为啥露丝伯格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
有些事情真是身不由己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当他接手此事件后才知道有多么繁琐。
首先就是要从现有的证人处尽可能多的收集有关此事件的背景材料。
这绝对不容易。
两国地理上就隔着太平洋，更遑论那道巨大的铁幕。
但苏联当局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在1970年时忽然批准了一大批其境内的犹太人去以色列，有几个被告的配偶和子女已经在中东故地定居。
这让事情好办不少，爱德华大笔一挥，手下人等直飞耶路撒冷，采集了大量信息，然后对这些原始信息归集整理，加上搜集苏联的报纸和政府公报，整件事情开始慢慢清晰起来。
事情要从1969年说起。
正当全美的大学纷纷陷入左派赤色学潮的时候，苏联这边倒是一片太平，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实行的政策，使得庞大的红色帝国慢慢的维持这原有轨道继续前进。
社会矛盾逐渐被按下去，帝国看起来比之前要稳定的多。
但这也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42岁的马克·迪姆西茨，列宁格勒的一名普通的机械工程师。
从小他就梦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但却始终不能如愿以偿。
虽然他功课过硬，政治上也要求上进入党了，但苏联的国有经济体制是非常非常不鼓励个人横生枝节发展的。
既然你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那么就从大学毕业干到退休吧，至于飞行员什么的……不用去想了。。
当然，由于其犹太人的特殊身份多少也扼杀了他的转行梦想在这个时期，表面上不说，但实际上犹太人除了米高扬等少数外，大部分被视为不甚可靠者。
在列宁格勒他认识了38岁的普特曼，后者既是律师，又是工程师，还是列宁格勒犹太人社团的领导人，主要负责在社团活动中讲授犹太历史、语言和文化课。
迪姆西茨一直想移民到以色列去，他觉得在那儿能实现自己的飞行员梦想。
但是苏联政府就是不批准他的申请。
同样普特曼也想移民去以色列，同样他的申请也被打回。
与他们命运相同的还有几百名犹太人，都递交了护照申请，都遭到拒绝。
这些犹太人被人通称为“不准离境者”。
绝望的迪姆西茨开始谋划一系列看起来就非常不靠谱的轻率的逃离苏联计划。
一开始他想制做一只热气球或是滑翔机用来飞越边界，为此他多次去边界实地考察，发觉可能自己刚升空就会被防空火力凌空打出渣。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让他觉得劫持一架图124民航机飞越国境更为现实。
这是一种以图16中程轰炸机为原型改进的客机，载员4080人，飞行航程约2000公里。
从不容易被击落的角度来说，图124确实比热气球靠谱，但其他方面，在爱德华看来那还不如热气球呢……
劫机，这是高难度的犯罪行为，虽然这个时期，全球国家和航空公司的安检都不甚严格，可毕竟是劫机啊。
迪姆西茨则丝毫没有这种软弱的想法，他很有精神的选择了一个从列宁格勒飞往摩尔曼斯克的航班，试图下手。
按照他的计划打算在飞机进入摩尔曼斯克空域时动手控制驾驶员，然后由其本人驾驶飞往瑞典，他可以在瑞典寻求政治避难，最终转道去以色列。
迪姆西茨把这想法告诉了普特曼和列宁格勒的另外两个犹太人积极分子。
他们最初的反应十分热烈，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通过合法的途径寻求出国许可已经无望，几次三番的回绝带来的只是更大的沮丧，成败似乎在此一举。
普特曼还认识不少住在拉脱维亚海滨名城里加的另一个犹太人“不准离境者”组织成员。
该组织成员中有爱德华·库兹涅佐夫和他的新婚妻子西尔娃·查尔曼森。
库兹涅佐夫热情洋溢、充满学识，早在上学时期就积极参加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老实说看到这点爱德华很惊讶，对于这个同名者能活下来，感到由衷的敬佩，同时也觉得KGB似乎比当年手软不少。
库兹涅佐夫在60年代就曾至少参加了三种地下刊物的编辑与发行，三种刊物都在当地有着不小的名声。
可是，KGB在看着大家啊。
他这么搞当然会受到惩罚，蓝帽子们闻风而动。
在22岁时，库兹涅佐夫判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罪名是“反苏活动”。
应该说他运气不错，若是在三十年前这么干，只怕骨灰都找不到了……
在狱中，库兹涅佐夫屡屡因“不服管教”而受惩罚。
实际上这个家伙早年一直与苏联法律对着干的原因很简单，那时候他就是个单纯的持异见者，考虑到那个中二的年龄，或者是是政治刺头更加合适。
和他所谓的犹太人身份没一毛钱的关系，他就是愤怒，就是不爽。
那时他的户籍登记簿上民族一栏填写的是“俄罗斯人”。
库兹涅佐夫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丈夫死后，她把儿子的姓从丈夫的“格森”改为她自己的毛气四溢“库兹涅佐夫”，显然这位伟大的母亲很有生存智慧，知道规避或明或暗的麻烦，试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自己的孩子安排一条障碍最少的道路。
只是她一片苦心被白费了。
库兹涅佐夫在第一次入狱获释后没多久向监狱长申请把他的民族改为犹太族，这是当局第一次碰到一个50犹太血统的人要求俄改犹。
再次之前监狱当局一般只碰到截然相反的犹改俄，根据苏联的名族政策通常后者会以一种少见的高效率被批准。
对于这种破天荒的且与上级精神截然相反的要求，结果当时被断然拒绝。
出狱后，他找了工作，然后认识了西尔娃。
库兹涅佐夫与西尔娃·查尔曼森结婚后，更加积极地参与犹太人事业。
这对年轻夫妇，加上他们的一些亲戚都提出移民去以色列的申请。
申请没有被批准。
库兹涅佐夫在狱中日记里这样形容他的经历：有人会说：“以色列”这个字，并作一个猥裹的手势。
每当人们听到这样一个古老的笑话，就会明显地分成两派，一派赞同但人数极少，另一派人晦朔：“犹太人举家去以色列，你坐的火车会从北站开出！”
当你无时不刻地被这种喧嚣困扰，你又能怎么办
？你可以年复一年的等待，多少人都在这么做；你打好行装等待着……然后通知来了，移居国外的理由不足。
生活在半死半活之中，期待着某种结局，这就是不少“不准离境者”的绝望境地。
于是希莱尔·普特曼成了库兹涅佐夫夫妇的救星，他第一个向库兹涅佐夫夫妻建议“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离开，而不需要依靠申请，我们自己想办法”。
那天他们一起在隆布拉森林中散步，1941年在当地反犹分子的协助下，在这儿杀害了里加至少25，000名犹太居民。
他们走到立在大屠杀现场那块不怎么起眼的甚至有些简陋的纪念碑前，官方甚至没有为这桩惨案立个碑，而是一些勇敢的犹太青年在1963年的自发行为，当地政府对此也就眼开眼闭了。
里加的犹太人经常乘公共汽车去隆布拉森林，凭吊和怀念曾经发生过的悲惨事件，同时也为自己眼下的境遇而神伤。
普特曼和库兹涅佐夫夫妇谈到，再继续申请移民是徒劳无益的。
他们都觉得，除非发生戏剧性的突变，否则指望政府批准犹太人移民的概率太小了，毕竟有人申请了十多年，依然如此。
普特曼一开始提出要举行大规模绝食斗争。
但库兹涅佐夫则表示在当前的情况下，这种做法甚至不如持续不断的递交离境申请来得靠谱。
监狱生涯让库兹涅佐夫的情绪和性格产生巨大转变，他认为需要采取“不同寻常”的手段，能才够表达出“不准离境者”绝望心境，这样或许可以促使当局高层直面这个问题，并且寻求来解决方案。
这需要有人下定赴汤蹈火的决心，紧紧抱成一团，采取激烈行动，来“击穿水坝以便让其他人突出去”，而这些人自己则准备经受炼狱的磨难。
说白了，要垂死挣扎求个鱼死……网肯定是不会破的。
他们继续在林中漫步，一边警惕地注视着是否有人跟踪，然后普特曼细声耳语道，“我们有一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实际上，普特曼之前所谓绝食的话，无非是一种试探，来测试这对年轻夫妻的决心。
当然在后来起诉书中，这变成了“具有强烈的反侦察意识”。
显然他成功了
两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已的耳朵，普特曼接着开始谈细节。
库兹涅佐夫提出疑问：“总共多少人？这些人可靠吗？”
他们朝身后的森林望去，埋葬着几万犹太人人，他们都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
这种场景下显然会给谈话者以不自觉的心理暗示。
“要么就是在这儿结束，”库兹涅佐立刻表示，这一刻他决定豁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