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的成立以及皇明周报的发行，在朝堂上并没有引发很大的反响和争议，因为官员们都认为，皇明周报只不过是邸报的翻版而已，皇帝的意图只不过是将其受众范围扩大了而已。
“邸报”又称“邸抄”（亦作邸钞），并有“朝报”“条报”“杂报”之称，四者皆用“报”字，是用于通报的一种公告性新闻，是专门用于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新闻文抄。
“邸报”最初是由朝廷内部传抄，后遂张贴于宫门，公诸传抄，故又称“宫门抄”“辕门抄”。
邸报最初的受众是各行省及府州县主要官员，而随着有更多的人对朝廷的大政方针、皇帝谕旨、官员任免调动等诸多事宜越来越感兴趣，甚至出现了专门抄录邸报以售卖的牟利商人。
官员们及好事者为求省事，都乐于花些钱去购买，无须再去缮抄，这也为邸报读者范围的扩大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邸报除了传播信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会成为修史的依据，记录下某日某时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和人物，为历史留下极为珍贵的文字材料。
在大明，除了有邸报这种可以广泛传播的媒介，还有价值更高的塘报。
塘报是各地军将发给朝廷的奏报，是对自己辖区内各种敌情及战斗情况的汇总，邸报是下行传播，而塘报则是上行传播，只有少数有资格的重要人物才能看到相关内容，并根据这些情报做出相应的判断和行动。
不过，当崇祯十四年腊月初六日，皇明周报问世之后，拿到第一份报纸的朝官们，还是不禁吃了一惊。
因为新报纸无论从规格尺寸还是所刊发的内容上来讲，都与他们想象中的大相径庭。
邸报因为尺寸太小，为了发布更多信息，所以上面的内容都是以微言大义为主，尽量简化具体细节，以求涵盖的范围更加宽泛，阅读起来花费的时间很少。
而皇明周报则是以一种全新的模式横空出世，它的出现直接颠覆了众人印象中传统的媒介形式。
硕大的版面和尺寸、详实的内容、精美的文章、写实型的奏报等等，这一切都让接触到新报纸的人大开眼界。
这其中让人们格外关注的内容是来自方以智、郑芝凤出访随笔，以及陕西、湖北、辽宁等地移民开荒拓田的相关报道。
虽说大明整体风气非常开明，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度比较高，但由于缺乏对外界的具体认知，所以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时期的欧洲与建奴、鞑子等并无二致，都属于未开化之地，与富甲天下的大明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但方以智和郑芝凤的两篇游记却让很多人陷入了思考当中。
原来在数万里之外的极西之地，那些红夷诸国也正在奋力前行，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赶超大明的势头已是越来越明显，在某些领域和方面，有些强国甚至已经超越了大明。
而且值得警惕的是，方、郑在游记中都提到，这些西夷崇尚扩张和武力，在他们的眼中，财富可以依靠武力获得，这种行为其实与建奴、鞑子并无区别。
方、郑二人的观点引起了有心人的重视，这也是朱由检所愿意看到的。
故步自封从来就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只要推动舆论慢慢引导，一些落后的思想很快就会被世人做摒弃。
并没有太多的人怀疑方以智和郑芝凤是在夸大其词，尤其是朝堂重臣们。
不说方、郑二人的人品和动机，就说使团中随访的礼部、工部等有司官吏，在回到署衙中后，也是对这次欧洲之行的所见所闻有了一个详细的描述，他们所说的与方、郑二人游记中描述的基本相同。
而皇明周报的样式和版面同样是借鉴了欧洲报纸的样品，但是在朱由检的描述下，皇明周报做了相应的改进，新报纸除了不能两面印刷外，已于后世的报纸极其相似。
这片文章的作者是首辅温体仁的次子温侃。
崇祯十四年上半年夏收，湖北的夏粮取得了大丰收。
数百万移民们在两年多的开荒中，人均开荒五亩多田地。
在各级官吏、国子监举子们的指导帮助下，不管是移民还是湖北当地农户，在按照司农寺引发的农耕条例手册中的程序精耕细作后，已经成为熟田的新开田地平均亩产达到一石二斗，整个湖北行省三百多万顷田地，共计收获夏粮四千余万石，在满足了自己口粮所用的同时，还向江南一带供应了一千余万石的粮食。
因为所辖境内取得如此令人心喜的成就，湖北巡抚方孔炤也因此得授东阁大学士衔，而温侃则被超擢为了正四品的襄阳知府一职，为的就是方便他就近管辖熟悉的移民工作，防止人走政息。
温侃在这篇刊登于皇明周报上的文章中，用纪实地手法和近乎于白话的语言，在读者面前描述出一幅热火朝天地农耕场景，并且将各地官吏、举子在其中的努力也做了具体描写。
当然了，这种描写绝对是正面和积极的，这也是遵从朱由检的意志、为了向大明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激励更多举子生员投入到一线而刻意采取的方法。
通过温侃的这篇几千字的长文，许多从未接触过农户及农耕的人这才知道，原来他们眼中的草民日常是如此的艰辛，而他们所求的，不过就是一顿饱饭而已。
与之相对应的是，备受吴伟业夸赞的那篇张岱所写的短文，却并没有在读者中引发太大的反响，这让满怀期待，希望得到众多文人墨客登门探讨文章的张岱内心失望不已。
因为前面既有方以智、郑芝凤文章给人带来的思考，又有温侃所述中黎民百姓的不易，相比起来，张岱这篇带着明显小资情节的短文，在更多人看来，根本就属于无病呻吟而已。
在朱由检数年来的引导和号召下，现在大明不论官场还是民间的风气，已经正在向务实方向转变着，之前那种崇尚清谈的官员士子正在逐渐减少，这也是张岱文章虽精美，但并没有引起很多人共鸣的主因。
朱由检这几年采取的策略已经在悄然之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众多作风扎实、政绩突出的亲民官吏得到了提拔和重用，不少务虚清谈的官员被闲置，在利益的驱使下，明眼人已经认清了自己的方向和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