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笔银子派发下去，顿时一个个投靠朱由校的齐楚浙宣党马仔，马上感觉到这笔钱有些烫手。
“沈大人，您看这笔钱该不该拿？”徐大化等人找到沈潅，对皇帝派发的这笔银子，显然心存疑虑。
“呵！为人臣子，食君俸禄，有什么拿不得得。”沈潅笑了笑，明显是在说官话。徐大化脸色一苦，小声道：“沈大人您就拿个主意吧！”
“如今天子圣明，岂会不知我等臣工千里求官只为财？陛下同样知晓水至清则无鱼。何况这银子你们敢不收吗？”沈潅微笑着问。
徐大化等人顿时讪讪笑了笑，不再说话。
这银子确实烫手，这是因为收了这笔银子之后，日后若是胆敢贪渎，那追究起来显然烈性极强。
但是他们敢不收这笔银子吗？
如今这群人能如同坐火箭一般往上蹿，就是因为有了皇帝在背后做靠山。按照正常的剧本，应该是他们上台之后，同样如同东林党一般上下其手，也大肆贪污一番。只是办事上，要办得漂亮一些，积极一些罢了。
到时候只要不是太过分，皇帝一般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眼，毕竟这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买卖。如果皇帝碰上一点小贪污就喊打喊杀，那就说不太过去了，投靠你总得给点好处吧？
可是拿了这笔银子就不同了，皇帝相当于是拿出一部分钱给他们，而且当做他们的正常收入。相当于是给了他们好处了，加上他们之前贪污的家产报备后过往不究，就是给了他们发家致富的渠道，这个时候再狠抓贪污，对贪渎之风严防死守，也不显得薄情寡义了。
沈潅自然之道徐大化这群人是什么货色，不由对皇帝这一手感到佩服。与其让这群官员仗着皇帝的支持，以及他们对皇帝的作用，暗地里不知道贪掉多少银子。还不如那一笔银子摆在明处派发下去给他们，然后用酷刑震慑他们，让他们不敢贪污。
这样的好处极为明显，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过程中。损耗成本得到了有效控制。不至于某个环节因为贪污而掉链子。
例如修水利工程，计划一万两银子修一座水库，结果被贪了五千两，结果水库修成了豆腐渣工程，说不定没几年水库就被冲垮了。朝廷不仅白花了一笔钱，还要重新投入一笔银子进行重修。
那么换一种模式，修水库之前靠俸禄发放的方式，假设给官员一千两银子，然后让该官员把一万两都用在水库修建上。最后成本是一万一千两，但是水库质量得到了保障。
前者对官员贪污睁一只眼闭一眼，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他们会贪掉多少，风险无法把控。后者把损耗限在一定范围，尽管支出增加，但却不容易出问题。
至于如何防止贪污。那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只要当权者敢狠下心来查，敢去打破官场潜规则，并让贪污官员付出惨烈代价，同时让这些官员的收入还能看得过去，大部分的贪污都会消失。毕竟在俸禄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没必要冒这个险。
贪污和不贪污，很多时候只是一个犯罪成本的问题。如果年收入已经能保障日子过得很好了，未必会冒那个风险去贪污。如果有人顶风作案，贪污手段高明到严查之下都看不出来的，那必然是手段极为隐蔽。并不会带坏风气，不被查出来也算是他们的本事。
最怕的就是公然贪污，上面又不管。其他不贪污的官员一看，他能贪污我为什么不能贪污？于是纷纷效仿。马上就贪污成风了。
所以说反腐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事情，只要把那些公然贪污的打掉，再让其付出惨重代价，贪腐之风马上就可以遏制。至于深入的反腐也可以搞，但并不一定需要尽善尽美，这世间也没有尽善尽美的东西。
毕竟万物阴阳共生。一个东西如果是纯阳的，那就是成仙了，已经跳出五行、不入三界，不算这世间的东西了。
华夏上古时期实际上就是一个修行文明，在没有文字的时期，道家学术就已经出现了，当时主要是用来指导修行。道家修士，就是通过使自身能量的纯阳，从而让自身长久。后来一部分人不愿意修行，才分裂成了修行界和世俗界，大同社会进而崩溃，世俗界因为开始纵情享乐，又因为当时生产力不足，所以从大同社会演变到了奴隶社会，后来发展出了文字、生产力，才过度到了封建社会。到了春秋的时候，老子才用文字对道家进行了总结。
所以说这世间是光明与黑暗共存的，谁也不可能彻底消灭黑暗。不过阴阳学还有一个规律，那就是‘阳主阴从’，即阳性能量与阴性能量同等的情况下，必然是阳性能量占主导地位。西方人则还停留在，正负离子谁占主导地位是不一定的低级层次。
根据‘阳主阴从’这个定律，就能发现，一个健康的国家，黑恶势力尽管存在，但上不了台面，属于见光死的状态。
而一个快要灭亡的国家，必然是阴性能量比阳性能量更强，黑恶势力已经开始公然招摇过市，压制了正义的势力。因为阳主阴从的定律，这种状态必然不可长久，当统治者不能改变这种现象的时候，被压制的阳性能量一旦爆发出来，就是改朝换代。就如同雷电一般，春季阳气复苏，开始与阴气鏖战，力量更强的阳气被阴气包围、压缩，进而产生雷电。
就如曾国藩曾说,清朝灭亡之前有三个前兆。
1.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
2.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邪恶之人，越来越受人尊敬。
3.问题到了严重的程度之后，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
曾国藩死后40年后，大清朝果然灰飞烟灭。
曾国藩总结的这三个亡国前兆，实际上就是通过阴阳学推导出来的，这也就是中国特有的‘类比思维’的高级之处。可以透过复杂的表象，类比到阴阳五行、周易八卦。然后通过理论推导看到本质，解决问题的时候，再通过理论推导出大原则，按照这个大原则来解决问题。国家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
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就没有这种能力，因为他们缺乏类比的核心体系。这也是西方人脑筋有时候比较死板的原因，看起来傻乎乎的。
西方人治理国家的时候，则是非常注重细节，但是大方向上却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经常犯下非常低级的错误，例如西方国家竟会被商人和宗教玩得团团转，这在中国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低级错误。
不过西方人这种思维方式让他们不那么精明，但并不代表着他们的脑子更笨，所以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有他们的优势，那就一根筋下去，会创造出很多畸形的怪物，例如科技。然后用绝对物质优势，去欺负其他落后国家。
而思维方式的不同，也让中国和西方人的治国方法完全不同。中国领导人是通过类比思维来治国。提出大原则、大方向，只要方向不走偏，那么国家自然而然就强盛起来，并不是很注重细节问题。
军事上也同样如此，中国人在军事上讲究的是大方向上、大战略不走偏。西方人则是追求武器的威力，以为优势的装备和物质就能占据上风，在战略上比较马虎。朝鲜战争就充分的展现出了中国军事和西方军事的差异，中国志愿军尽管装备落后，但依旧可以和装备先进的美军抗衡，最终挫败美国试图在整个朝鲜半岛扶持傀儡国家的野心。
此时朱由校搞反腐。只要让腐败见光死就算成功了。当前明王朝已经很符合曾国藩总结的三个前兆了。
通过阴阳五行学，就能很简单的得出结论，要想拯救明王朝，大方向就是打击黑恶势力。让正义重新占据上风。让善良的老百姓，能大声的说话。
如果纠集起来的这些齐楚浙宣党马仔，依旧贪张枉法，即便会做事，也只是让明王朝苟延残喘，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善问题。
朱由校的反腐策略就是先从这些投靠他的马仔抓起。然后再扩大阵地。在这个区域内，一切贪腐行为一旦发现就必然严惩，让贪腐全部见光死，没有妥协的余地。这些官员如果能贪污不被发现，那就是他们的本事，没必要去纠结这个问题，自然规律注定了，不可能完全杜绝贪腐。
中国官场会腐烂，历来都是从上面烂到下面。上面带头贪，下面才会跟着贪。抓好上层官员的贪腐，影响力就会逐渐扩大到中下层。
治理国家方面，中国的传统模式可以类比为‘阳’，阳为气，更加飘渺。西方人注重细节的模式，则可视之为‘阴’，阴为质，更加具体。两者各有优劣，国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相拼之时还是中国模式占一定上风，因为阳性占主导地位。
但是孤阳不长、孤阴不生，走极端虽可盛极一时，却无法长期维持下去。而根据阴阳五行学的规律，阴阳平衡才能‘万物生发’。因此最好的治理模式，还是进行综合。用传统国术制定大原则，用西方人的方式制定细节，国家就可以强盛。
作为穿越者朱由校，显然在这方面优势巨大。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为了追赶西方国家，已经在细节上更加注重了，尽管没到西方人那种几乎‘走火入魔’的程度。而这个年代的明王朝，懂得用传统国术治国的官员，实际上多得很。毕竟这年头的文人，都是学过阴阳五行和周易八卦的，抓大原则是他们最为擅长的东西。所以说造反的时候，文人的支持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为他们能提供大原则、大战略上的指导。
没让朱由校等待多久，就让穿越者的优势，和中国传统的治国优势‘双剑合璧’了，因为内阁首辅沈潅一天之内给他连上了三道奏折，提出了许多治国方略，顿时让朱由校如获至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