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宗信在京师呆了十五天的时间，他还去了趟西山陵寝，祭祀了大明国朝的列祖列宗，驸马都尉们每年都要祭祀，但殷宗信这个驸马，因为天高水长，一次也没来过。
这次祭祀，算是彻底完成了殷宗信驸马的礼法，礼法很重要，完成了礼法，就没人能挑出毛病来了，哪怕全世界都知道盈嘉公主是皇帝的白捡来的养女，但她依旧是大明长公主。
殷宗信是驸马都尉。
“不是，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殷宗信到了天津州塘沽港准备坐船回吕宋的时候，看着码头上堆积如山的货物，呆滞的说道。
皇恩过于浩荡了。
这堆积如山的货物，全都是大明的火器，确切的说是大明京营淘汰掉的鸟铳、虎蹲炮。
大明正在换装燧发铳，这些过去生产的鸟铳，正在逐渐被淘汰，本来打算全都回炉重造，但是南洋的局势，这些火器就有了用武之地。
徐爵拿着账本说道：“鸟铳十万把，以后每年还有数万把，虎蹲炮三千门，这东西大明本来造的就不多，若是要的话，只有新货了，要买新的虎蹲炮，要上奏疏，过会才能定。”
“这里有火药二十万斤，这是陛下给总督的，总督说缺人，但陛下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就只能给点火器和火药了。”
殷宗信低声说道：“有点太多了，用不完的。”
徐爵左右看了看小声嘱咐道：“陛下说了，人人持枪，它才不乱！陛下叮嘱过了，只能汉人持有火铳，火器、火药购买，一定要确认身份。”
人人持枪，它才不乱，是个伪命题，要真的如此，大明为什么还要禁弩、禁甲、禁止火器呢？直接每人发一把火铳，那不是天下太平了吗？
发火铳，其实也是一种竖切的手段，逼迫底层互害，影响共识的形成。
但南洋的持枪令里，只有汉人能持有火铳，仍然是横切，夷人不能购买火铳、火药，汉人可以，就是人为的划分阶级。
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比如在贵州，在云南，都是这么做，武力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是把命交到别人手里。
大明总是这样，有自己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哪怕是竖切，也是先横切再竖切。
人人持枪它才不乱，说的是汉人的社区，而不是夷人，夷人死活，大明皇帝不管。
大明腹地不适合人人持枪，因为在大明，是横切出来的社会，人人有枪，就会把枪口一起朝向肉食者。
但在殖民地，可以人人持枪，枪口会对准直接威胁自己生命财产安全的敌人。
只有殖民者手里有家伙，才能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保护自己的利益，尤其是汉人多认同大光明教，夷人多认同极乐教的前提下，根据大明明公的估计，这两个宗教之间的冲突会愈演愈烈。
大光明教和极乐教都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而无害化处理，需要经过十分激烈的博弈，甚至是反复多次的消灭运动，才能完成。
所以爆裂的冲突很快就会蔓延到整个南洋，大明朝廷、皇帝希望汉民能够获胜。
让大明再次伟大，总要有人变成底肥和燃料，燃烧自己，为再次伟大注入动力，这个底肥和燃料，皇帝和朝廷选择了夷人。
“陛下圣恩无以为报。”殷宗信看着一箱箱的火铳、火药被拉上了大船，感慨万千的说道。
圣恩叙事能够成功的根本，是真的有圣恩。
殷宗信有点感慨万千，可能陛下眼里，出海的汉人都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抚有蛮夷以属华夏’的开拓者。
这句话出自《左传》，说的是楚国的先王熊绎，驾着简陋的车，行驶在没有路的荒野上，穿着破烂的衣服去开辟山林，或者安抚或者王化或者驱赶蛮夷，争取到足够的生存空间，将脚下的土地属于华夏。
但其实，陛下的看法大部分是对的。
但这些开拓者成分是比较复杂的，也不都是心怀大明，还有不少的反贼，比如元绪群岛就有几个反贼窝，以欺骗大明汉人为生，以种植朝廷严厉禁止的阿片为业。
各种许诺天花乱坠，真的出海进了这些反贼窝，简直是奴隶不如，购买倭奴和黑番奴是要花银子的，但骗人不用。
老乡见老乡，背后挨两枪的事儿时有发生，有点手段全都用在了同胞身上了。
殷宗信决定，这次回去，就把这些个反贼窝全给端了，把多数反贼沉海，把贼首押到京师来，献俘阙下，这也是献祥瑞，能让陛下开心一下，就是报答圣恩。
主要是前往绝洲的水路，要经过元绪群岛，重点清理后，保护航路的畅通，顺便还能多白没一些种植园。
这些反贼窝，吕宋总督府在两三年前都已经将其情况，摸排的一清二楚，之所以没有动手，主要是为了让种植园变成常田，然后吕宋总督府再去摘桃子。
殷正茂从来不是一个道德崇高的好人，他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择手段的恶人。
万历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在京师过完了中秋节的殷宗信带着皇帝御赐的火器，离开了天津州塘沽港，一起离开的还有陈大壮。
皇帝赐了他十二个万国美人，还给他说了个媳妇，要求他在椰海城，用三年时间生十三个孩子，做绝洲西部大铁岭守矿人，一百万银的承兑汇票，也在他的手中，他可以在旧港总督府用这些银票，来召集开矿的先锋，购买奴隶。
大明皇帝朱翊钧的日常生活，显得有些过于无趣了，早早起床到文华殿主持廷议，廷议结束留下大臣继续开小会，用过午膳后前往北大营操阅军马，回到通和宫后，处理奏疏到月上柳梢头。
枯燥无趣且重复的生活，在潞王朱翊镠看起来就是上磨，天生贵人这么折腾自己，也就是肩负日月，身系江山社稷，逼着陛下只能如此勤勉，如此励精图治。
毕竟两京一十五省四大总督府、一亿三千万人的命运，都在皇帝的身上担着，就必须要把这片天举起来。
朱翊钧反对朝臣们的鲜花锦簇，对于任何拍马屁的奏疏，都会盖个‘放屁’的印章，他怕自己在一声声圣君中迷失了自己，忘记了大明还有许多矛盾没有解决。
八月十六日，文华殿内，张居正为首的大明内阁，将编修好的万历本大明会典，呈送到了御前。
当然仅仅是贺表，大明会典一共228卷，一股脑堆到陛下面前，这廷议也没法进行了。
大明会典万历本，是张居正的最大意难平，他是大明会典的总裁，他希望大明会典修好，能成为大明普遍遵守、认同的成文法，让新政有了法理的基础。
成文法非常重要，这是社会共识本身，尽管它有这样那样的妥协，但依旧是万历维新的法理本身。
万历十五年初就已经完全修订完毕，但迟迟没有呈送预览，是在等待税法修好附录。
朱翊钧拿着手里的贺表，对着月台之下说道：“朕在万历初年就开始亲事农桑，是为了让万民填饱肚子，这是第一要务，民以食为天。”
“其次，今年起，大明国朝定下了丁亥学制，九龙大学堂和师范学堂已经开始营造，不断的推动普及教育，哪怕赔再多的钱，也要做，而且要做好。”
“再穷不能穷教育，有了大量的人才，生产力才能不断的发展。”
“最后，就是朕在纵容百姓们反抗自己遭受到的不公，如果衙门不管用，就像杭州罗木营、台州佃户、教谕沈仕卿、就像宁都、瑞金、宁化三县的百姓一样，把事情闹大。”
“这三件事，是朕日后仍然是朕最主要的工作，万历本《大明会典》把这三件事写进去。”
朱翊钧谈到了三件十分具体的工作。
第一件是吃饭，即保障食品供应，这件事看似很难，但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大明只有一亿三千万人，大明土地只要不抛荒，不会有大规模饥荒发生；
万民拥有吃饭的权力，食品权。
第二件事是万民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力，受教育权，是有普遍共识的，熊廷弼一个放牛娃，是认识字的，在年景好的时候，熊廷弼也读过几年书，认识字；申时行是寄养在舅舅家，当了状元才改回了申姓。
要让孩子读书，因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哪怕是考不中功名，读书明理，儒家讲修身，其实就是活明白。
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就是大明百姓最重要的两件事。
第三件事，是反抗有理，遭受了不公，可以用各种方式反抗，尤其是一个集体对另外一个集体的压迫，这种反抗是天然正义的，但同时是严重违反了儒家传统叙事的，即官序贵贱各得其宜，尊卑长幼之序。
比如朱翊钧就对尼德兰地区北同盟反抗不公，抱有极大的认同，当然，认同归认同，想获得大明帮助，拿出真金白银来。
生意是生意，认同是认同，不能混为一谈。
儒学士其实非常反感这种反抗的天然正义，但又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万民的反抗权和受教育权，是强制绑定在一起的。
朱翊钧骂贱儒，就像荀子这个儒家先贤至圣骂贱儒一样，是儒生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儒生，是积极拥抱变化，甚至是变化本身。
事实上，历朝历代，农户们揭竿而起的时候，往往都有读书人的影子，而且是浓墨重彩，比如朱元璋手下第一功臣，李善长、刘伯温等等谋士，没有李善长，朱元璋也就是个割据一方的诸侯，成不了大业。
比如台州府南湖书院的教谕沈仕卿，他看到了佃户遭受不公的时候，选择了帮助。
农民的反抗，普遍具有局限性，可是这些农夫们有了读书人的帮助，局限性就会在运动中，逐渐被修正。
读书人往往能够让穷民苦力的反抗更加富有成效，更容易成功，穷民苦力拥有天下最强大的力量，但是不知道如何释放。
所以，普遍受教育权和反抗权是完全绑定在一起，只要还在普及教育，那么就要在博弈中对底层让利，否则能够正确引导百姓力量的读书人们，就是大明王朝的催命符。
推行普及教育，就是在保证分配合理性的基础。
一旦某天普及教育不再被重视，甚至成为了人人喊打的对象，那就要警惕，已经被历史洪流所逐渐淘汰的宗族、乡贤缙绅、势要豪右、强人身依附的生产关系等等，正在通过这种方式，借尸还魂。
“朕其实能做的不多，只是希望人活着像个人，仅仅是像，就已经很难了，但朕还是想做到，写到大明会典里，就是朕对万民的承诺，这是人权的一部分。”朱翊钧再次强调了这是人权。
人权就是：人活着就该拥有权力的。
万历会典里缺少了人权，吃饭、受教育和反抗不公，是朱翊钧认为的人权，当然他更想百姓拥有受医疗权，但这件事朱翊钧不知道是否能够实现，就没有写到万历会典里。
如果日后青霉素、金鸡纳霜等等药物的产量，进一步提升，朱翊钧会把第四项基本人权，写到会典之中，他希望自己可以做到。
如果可以的话，他想把衣食住行都写进去，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最重要的食，其他的都等吃饱了才有现实意义。
廷臣们都是久经考验的封建帝国战士，他们千军万马的闯过了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在复杂而且多变的斗争中，爬到了文华殿的高位。
陛下这番话没有说完的潜台词，其实廷臣们都非常明白。
做到这些人，人就只是像个人，而不是活生生的人，那陛下对人的定义，标准其实就非常非常高了，那就是自由人。
陛下根本不满足眼下万历维新取得的成就，甚至认为这些成就只是发端，只是开始，张居正描绘的五间大瓦房极好，陛下追求的五间大瓦房，很难很难实现。
三十年，五十年，大约才能步入正轨，历史的反复性，注定了几百年都难以实现。
陛下完美的履行了当初的许诺：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壮则有变。
“臣遵旨。”张居正深吸了口气，抖了抖袖子，将一卷书拿了出来，交给了冯保转呈陛下。
张居正这个举动，让廷臣们十分震惊！
大明会典万历本，是张居正为总裁，多个官署一起编修，显然张居正这是突然临时加了一卷！而且是早就准备好的。
朱翊钧打开了这一卷，看了片刻，笑着说道：“知朕者，先生也。”
张居正早就写好了，他对皇帝太了解了，皇帝这十五年，要干什么，就写脸上了，从不隐瞒自己的意图，愿意跟着干，就一起走下去，不愿意，可以激流勇退。
张居正写好了这一卷，也犹豫了很久，若是陛下不提，他就不会拿出来，但陛下说了，他只好呈送。
“好，那就刊行天下吧。”朱翊钧看完了张居正拿出的最后一卷《天人卷》，批准了大明会典万历本刊行。
这第229卷的天人卷，其实是天赋人权，天是老天爷的天，是万物无穷之理的那个天，天然的、天生的，人生下来就该拥有的权力。
张居正将吃饭、受教育、反抗，写到了《天人卷》里。
要刊行天下，是大明会典的作用，就是百司官僚必参阅之书，就是集体共识的本身，大明官僚上下都要通读，甚至会成为科举法治上面的必考内容。
道德叙事在万历维新中，没有瓦解，但矛盾不断复杂的维新，需要更多的法治，实现相对的公平。
“陛下，臣以为让各级衙门每个月到菜市口、煤市口、粮市口转一转，把各种米面粮油菜肉的价格记录下来，市场上，缺什么，少什么，什么东西比上月贵的太多，都记下来，纳入考成。”张居正面色凝重的说起了具体的执行。
“陛下，各级官员就是再忙，一个月抽出一天时间来去逛逛的时间，还是有的。”
也不要求各地米面粮油菜肉等物的价格，稳如泰山，那也不太现实，也不符合客观规律。
但，地方官员，最起码要做到心中有数，别民乱闹起来了，还一脸茫然，慌不择路，和吴善言一样，对着旁人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的脑袋怎么不再脖子上了？！
城镇的物价是民生的晴雨表，而孙尚礼指数，能够反应物价增长速度和变化，这是工具，需要围绕着孙尚礼指数，决定发行宝钞的量，来确定满足货币需要，但不至于过度的超发。
金池总督府已经开始筹建，在黄金叙事逐渐完整，发钞之前，要把准备工作做好。
“各级官员，必须要亲自去吗？”朱翊钧询问道。
张居正俯首说道：“必须要亲自去，亲自勾稽，不得弄虚作假，誊抄一律革罢。”
“那就从朕开始吧，每月二十三日，朕都到这些地方看看，朕知道，朕出行一次，很是麻烦，要清街，还要搜检，但如果因为麻烦就不做，咱们大明这些官僚们，怎么甘心呢？”朱翊钧表示，要身体力行的支持张太岳的政令推行。
而且他的意思非常明确，这个每个月都要体察民情的政令，一定会变成表面文章。
但表面文章必须要做，就像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消防栓里要有水、想赢棋要先下棋这类的正确的废话。
所有表面文章、形式主义的工作方式，在更高等级的方式面前，即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工作方式，的的确确是是一种十分落后的制度。
但完全不管不顾，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反而十分先进了。
至少还要脸不是？
再烂的秩序那也是秩序，形式主义，表面文章，是维持秩序最低程度存在的廉价手段。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学好的品质，如同登山一样困难，但学坏一出溜儿。
如果连最基本的形式主义、表面文章都做不到的话，那这个组织向下滑落的速度，就像山崩地裂一样迅速。
形式主义无法提高上限，那得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但形式主义能兜住下限。
比如新五事疏，就要求，每日常朝皇帝要亲自御门听政、宣见辅臣、廷臣、见外官等等，这都是用礼法的框框，去兜住皇帝下限，省的皇帝过于懈怠，导致天崩地裂的事情发生。
万历初年的臣子，真的很难想象天下朝官缺了半数，三十年连皇帝的面就见不到的可怕景象。
适当的保留一些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是保守派的作风，朱翊钧是少壮派，但他认可保守派的部分观点。
“陛下圣明。”张居正带着群臣，山呼海喝的拍了马屁，陛下都干了，那这政令推动下去，基本不会有什么阻力了。
皇帝去视察，肯定是到煤市口、菜市口、粮市口等地方后，召集监当官，随机抽调一些走卒贩夫询问，不会在大街上乱窜，那太影响百姓生活了，等到拿到价格之后，再派缇骑跟百姓们对一对账即可。
就像皇帝种地一样，有一点用，但主要是做出政治表态，起一个表率的作用。
户部尚书张学颜站了出来，俯首说道：“陛下，金池总督府发现了大量黄金，出海热情高涨，得限制百姓出海了。”
朱翊钧摇头说道：“少司徒，你不能在南洋只需要苦力的时候，才支持自由迁徙。发财的时候，就不让人去了？没这种道理。”
“朕知道，人都跑出去淘金去了，就没有那么多人种地了，就没有那么多人在工坊里当牛做马了。”
“但城镇工坊的劳资矛盾，朝廷就是居中调节，起到的作用也有限的很。”
“人都走了，朝廷不逼着乡贤缙绅减租，乡贤缙绅也不得不减租留下佃户；朝廷不逼着工坊主签订合同，保障劳动报酬和生产安全，工坊主也会自发的做。”
“因为他们得想法设法的把人留住。”
“出去，只要愿意出去，就可以出去，到总督府去，到开拓之地去，去开拓！”
“陛下，这么放任百姓离去，那大明生产如何保证呢？”张学颜有些急切的说道，大明人口向南洋流动，已经真实影响到大明的生产了。
朱翊钧看着张学颜，简单判断，这是廷臣们的集体决策，而不是张学颜一个人提出来的。
皇帝坐直了身子，面色严肃的说道：“大明人素来安土重迁，即便是在大明待得不是那么舒适，但只要能够保证生活的基本稳定，谁愿意出海去？既然愿意出海，就代表生活已经难以维持了。”
“出海跟狂躁的海浪、凶狠的土著、杀人不见血的疾病去斗争，是勇敢，但也是无奈的选择。”
“朕不做阻拦，也不会设限，因为万历维新要改变生产关系，要摆脱小农经济。”
“臣遵旨。”张学颜见无法说服皇帝，只能领命，其实廷臣们基本认可要对人员流动做出限制，但陛下不认可，就要臣子们上谏了。
允许百姓自由迁徙，是有很大问题的，那就是农业生产不足，谁都知道城里好，那谁愿意住在乡野呢？
城镇对乡野的虹吸，会造成人口的高度集中和富集，进而造成城镇的劳资矛盾更加尖锐。
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逻辑就会成立，这些工坊主们就会竭尽所能的压榨一切能够压榨的人力成本，怒火不断堆积，最终爆发出来。
万历十年，松江府上海县崇义坊宏源大染坊的染工，因为不满工坊主无限制的欺凌，选择了揭竿而起。
而且过度的人口集中，带来了人口红利的同时，也会无限制的拔高城镇治理成本，这一点申时行在奏疏里已经反复奋力疾呼。
一旦劳资矛盾尖锐、城镇治理成本失衡，而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城镇的犯罪率就会旱地拔葱一样增长，陷入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城镇整体崩溃。
除此之外，就是大明老生常谈的另外一个问题，人口增长。
城镇化和教育，就是最好的手段，一旦城镇化和教育推行，人口增长立刻就会滑落。
内阁给出的办法是限制人员流动，进而延缓这些问题的爆发，但是大明皇帝就是不同意。
张居正、王崇古、王国光，甚至是已逝的万士和，都劝过皇帝，但皇帝就是不肯不愿推行限制人口流动的政令。
而且还在不断的放宽人口流动政令，比如废除了贱奴籍制度。
朱翊钧看着跃跃欲试，想要继续劝谏的臣工，伸出手，往下按了按说道：“诸位明公，现在是大航海时代，这是好听的说法，难听点，就是抢地盘，咱们不抢，别人就会抢，最后抢到大明的头上来。”
“世上从无两全法，朕必须要做出选择，那就是出海事大。”
“朕意已决。”
“臣等奉诏。”张居正左右看了看，带着群臣领圣命行事。
泰西人已经在双屿、濠境、吕宋跟大明打了好几仗，大明都赢了，但大明能一直赢下去吗？人家泰西人都打到家门口了！
继续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旧梦里，那是作茧自缚！
大航海时代，是波涛汹涌的时代，是全球贸易的时代，大明本来占尽了先机，后来自断，将先机拱手让人，送给了泰西，经过了复杂而漫长的斗争，大明终于在开海上，抢占了先机，岂有再次拱手让人的道理。
大明终于走到了武装出海、武装殖民的路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再计较下去，就不礼貌了。
至于内部生产力不足，也可以倒逼生产力进步，缺人，就多上点机器好了。
陛下已经给出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