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语文课外阅读中，有一篇叫《高祖还乡》的元曲作品。作者借用熟悉刘邦底细的乡民口吻，从头到尾把汉高祖刘邦调侃了一遍……（好歹也是帝王……啧啧啧……）
其中有这么两句：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堂堂的汉朝开国皇帝，被戏谑得体无完肤，哪有一个君临四海的帝王之相。
相比之下，他的竞争对手项羽就英武、伟岸多了。《资治通鉴》中是这么说的：“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项羽不仅长得帅气，还有一身的神力。更重要的是，人家爷爷是楚国的大将军，亲叔叔是反秦起义军的带头大哥，彻彻底底的官宦世家。而项羽也很快在秦末乱世崭露头角。
24岁，项羽刚参加工作就做了项梁起义军的副将，起点极高。经过两年的艰苦磨炼，项梁牺牲后，他在前线军营里发动了一次兵变，从此掌握了数万大军的指挥权。26岁，项羽以主将的身份指挥了影响天下局势的“巨鹿之战”，并且在第二年成为威震天下的西楚霸王。
青春年华时，项羽已经“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了，简直是人生赢家。英勇霸气的项羽，已经成为后世无数人心中的偶像。
可是，官宦世家、长得帅、才华高，并且年纪轻轻就功成名就的，世间能有几人？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的普通人，没有世代做官的祖辈，没有高起点的工作，甚至没有巨大的力气，面对项羽这种老天爷赏饭吃的骄子，我们只能抬头仰望。
在历经世事艰难后，我却越来越能体会到刘邦的难处。刘邦开始创业时已经48岁了，已然人生过半。虽然快到退休的年龄，但他还在混基层，丝毫没有创出伟大事业的预兆。
不过，他的前半辈子也没闲着。那年，刘邦18岁了。他打起背包，告别父母，千里跋涉来到魏国，想到信陵君门下做一名门客。
都怪那时通信不发达，懵懵懂懂的刘邦来到魏国时，发现信陵君已经去世好几年了。这时，有个叫张耳的人对他说：“走吧，跟我去外黄，包吃包住。”
刘邦的命运就此发生逆转。在那个闭塞的年代，增长一段阅历，多读一本书，多认识一个朋友，就足以在人生的赛道上超过很多人。这个道理现在也同样适用。
干过基层工作的人都知道，这些工作有多烦琐。刘邦就这么干下去，并利用工作关系结交了萧何、曹参、樊哙、周勃等朋友。
这些人有多重要，不用多说了吧。日子一天天过去，刘邦也很烦躁。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做游侠纵横四海的理想，早已被藏在心底的某个角落，烦琐而无趣的工作，什么时候是个头？在曹寡妇的酒店里，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
也许只有在醉梦里，他才会成为那个如风般奔跑的少年。人到中年，最怕的就是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中消磨掉仅有的激情。可是只要咬牙熬过最苦的那段日子，付出的努力，命运才会慢慢回报给你。
有实力的人就拉起一帮人马占山为王；没实力的人就加入别人的创业团队，拿到原始股份。刘邦在沛县也拉起了三千子弟兵，投靠了附近最大的创业团队——项梁和楚怀王。也许是命运的奖励，也许是刘邦眼光的独特，这个决定直接导致他得到了人生中最大的机遇。
楚怀王跟大家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但他把先入关中的机会送给了“宽厚长者”刘邦，项羽却被派到河北，营救被秦军围困的赵国。一年后，刘邦带着从沛县出来的兄弟，站在了咸阳的皇宫里。
他很开心：“我们先入关中，灭了秦国，从此以后，这片土地就是我们的了。”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要靠实力说话。在河北地区的项羽率军破釜沉舟、九战九捷，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秦军，也缔造了楚军神话。
当他站在胜利的战场上转头西望，看到的却是刘邦占领了咸阳。义军诸侯们也愤怒了：“岂有此理！我们在这里血流成河，他们却轻轻松松占据了咸阳，等着那唾手可得的王位。”刘邦占据了关中，就意味着他们的灭秦大功被稀释。大家都是出来混饭吃的，凭什么刘邦独吞功劳？
于是，十几路诸侯组成的40万大军，在项羽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关中，要请刘邦“吃饭”，并且要好好谈一谈。
他们还选了一个好地方——鸿门。如果你是刘邦，你是奋起一博，还是乖乖过去认？我想，大部分人都会像刘邦一样，进门就跪下磕头，装孙子装到底。
其实都不用装，在利益不均衡、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刘邦就是孙子。都说刘邦脸皮厚，可如果不是生死存亡关头，谁又愿意给人下跪磕头呢？磕下去的是头，抬起来的是命啊。
结果，饭还没吃完，刘邦就偷偷溜了。随身带来的礼品都不敢亲自送给项羽，因为他怕项羽不让他走。人生在世，谁又能活得潇潇洒洒？在现实的困境面前，人人都得认。
八年征战，终于换来今日的万人瞩目。就在不久前，他终于打败了项羽，成为天下的半个主人。为什么是半个？
因为他的盟友们也要享受胜利果实，分走了大片的土地，并且时刻威胁长安朝廷的安全：“大家都有军队，凭什么都听你的？”都说皇帝享受三宫六院、吃着山珍海味，可到了刘邦这里，他仍然要在平叛的道路上奔波。
公元前196年，当各大诸侯逐渐被平定后，淮南王英布害怕了。他索性扯大旗造反，理由很简单：“想当皇帝。”多年的征战、平叛，早已耗尽了刘邦的精力，他只想休息一下，享受皇帝的生活。所以，刘邦想让太子刘盈带兵前去平叛，顺便锻炼一下接班人。
可刘盈才15岁，让他带兵打仗纯属开玩笑。吕雉哭哭啼啼地去求刘邦：“英布是天下猛将，用兵很厉害。
让太子率领桀骜不驯的武将们，肯定是打不过的。”然后，吕雉说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上虽苦，为妻子自强。”意思是说，皇上虽然不容易，但是为了老婆孩子，还是要辛苦你一下。
刘邦还能怎么办？他身边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自己留下的烂摊子，得自己收拾。他骂骂咧咧地回了一句：“吾惟（唯）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意思是说，我就知道这熊孩子靠不住，还是我自己去吧。刘邦拖着带病的身体，疲惫地趴在车上，就这么硬撑着来到前线，打败了一生中最后的敌人。
人到中年，上有白发苍苍的父母，下有少不更事的孩子，身边还有日渐憔悴的妻子，而自己，是他们唯一的依靠。除了日渐疲惫的身体属于自己，其他的都属于别人。生活太艰难，唯有拼命去做，才能寻找到出路。
人生在世，如项羽那样璀璨的人生，毕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都是在社会的泥潭里艰难地挣扎。（菠萝也一样……当不了大神，只能埋头苦干的码字……嘤嘤嘤……）
奋斗、努力、低头、认、拼命，最后仍然留有遗憾，这就是一生的宿命。（我命由我不由天，是神是疯我说了算……）
仰不愧对天，俯不愧对地，照顾好身边的人，善良地对待这个世界。
就像刘邦回乡后，跟父老乡亲喝酒时唱起的那首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歌中有胜利的欢喜，有游子归故乡的荣耀，也有事业未尽的遗憾。如此，足矣！
《汉瓦》是继《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之后，三解出版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三解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渊源研究的第二个成果。（孓与2的《唐砖》……这本书，与《汉瓦》有异曲同工之处……）
砖瓦堆叠之间，具体讨论的问题，就是“周秦之变”与两千年帝制时代的“王朝循环”究竟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
《秦砖》的主要任务是解答“周何以变为秦”，并借助出土简牍对秦制完全体的图景进行勾勒，但新的问题又随之凸显，那就是过去两千年间，基于《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总结的“秦制”诸特征，在秦朝远未成形。
直白地说，“周秦之变”的历史进程并未因“秦朝灭亡”结束，恰恰相反，如果没有西汉王朝建国过程中的一系列变革，我们熟悉的两千年“王朝循环”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那么，在这短短的八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令历史的车轮造成如此巨大的偏转？
这正是《汉瓦》所着力解答的问题。
这个命题固然宏大，在写作的过程中，三解却一直努力地维持专业研究与大众阅读之间的平衡，尽量避免干瘪、无根的解释体系建构，而是将大问题分解为一个又一个的小问题，将人们耳熟能详的“传播常识”，与文献、简牍的细节信息进行对照和再讨论。
具体而言，《汉瓦》以“周秦之变”作为背景性的母题，分解为两条贯穿性的问题线索：
其一，西汉王朝的建国洪业是否如“通说”所言，受到了“楚文化”的全程影响？
其二，刘邦集团的现实组成，是否存在一个“封爵—回报”互为表里的军功集团？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我们过往熟悉的认识框架中，刘邦家族虽为魏国移民，却生长于楚地，在生活方式上好楚歌、楚服、楚舞；在政治认同上偏向楚国，先投景驹、后属项梁、再归楚怀王；在制度安排上，则任楚官、授楚爵。故此，其核心集团是以楚地的地缘纽带构成，再向外分层吸纳列国的游士新血液。
李开元教授即据此逻辑，将刘邦集团分为“丰沛元从集团”、“砀泗楚人集团”、“秦人集团”和“多国合纵集团”，加入越早者，人数越少，集团身份越亲密、重要，由内而外，形成一个圈套圈的组织形态。
而上述诸集团的成员，也在灭秦、伐楚、平天下的过程中积累了功勋，得到军功爵位之赏，配套以对应的政治、经济特权，再以这一共同的身份认同，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的，以拱卫刘氏天下为目的的军功受益阶层，并以分庭抗礼之势，长期把持着西汉王朝初期的政权。
不得不说，以上的解释，逻辑严谨、论证精详，看似题无剩义，也在广泛传播之中几成定论，但是，如果我们深挖史料，就会发现，有不少史实细节，并不能平滑地融入这个解释体系之中，甚至格格不入。
《汉瓦》每一章的切入点，恰恰是这些“特殊”的史料记载。
比如第一章题名为《其实你一点也不了解刘邦》，这倒不是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史记》、《汉书》对刘邦家族构成、家庭关系、早年生活记载的缺失，让我们对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的出身经历所知甚少。
所以，《汉瓦》的解谜，也从刘邦家族究竟自认楚人还是魏人开始。
一条非常重要的记载见于《史记·封禅书》，其中提到，刘邦称帝之后，在长安设置“女巫”祭祀诸神，这个“女巫”还以地域有所分别，按照祭祀的神祇的地位排列先后，分别是“梁巫”、“晋巫”、“秦巫”、“荆巫”，对此，古代注家解释说，这是按照刘氏先祖迁徙的路线所定的岗位，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梁巫”为何居于首位？
毕竟，论迁徙先后、仕宦显赫，均应以“晋巫”为尊（刘邦先祖为晋国大夫范武子）；论分宗得氏，应以“秦巫”为先（刘邦先祖范武子流亡在秦，留下了一支后人改“刘氏”）；论乡情亲厚，应以“荆巫”为重（刘邦祖父自魏国大梁迁楚，淮泗之间也称“荆地”），这个安排，理由何在呢？
答案就是家族认同。
因为在刘氏迁丰之后，真正葬于楚地的，只有刘邦祖父丰公一人，则刘邦的五世祖宗，坟墓多数都在大梁，肯定要以梁地为祖茔，而非太公、刘邦生于斯长于斯的楚地，则“博求神灵”推崇“梁巫”，完全顺理成章。
这也导出了一个结论：
在“宗法”意义上的地域归属，刘邦家族更倾向于“梁”，即魏国，而非“荆”，即楚国。
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再看刘邦的家族，虽然客居楚国境内，甚至其祖父应曾担任过楚国邑公，作为长期浸淫在“分户析产”的法制体系下的魏人家族，生活方式与“包山楚简”、“郭店楚简”所展示的楚人“家族共同体”完全格格不入。这也侧面解释了，为何刘邦早年经历记载中堂兄弟、宗族的信息接近于无。
在此条件下，缺少宗族之助的刘邦，成年后游历魏国外黄，与张耳同游，乃至于崇拜信陵君，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哪怕以最功利的仕宦诉求而言，一个魏国都城的大夫士家族子弟，与楚国边陲田邑中的外邦士人，在哪个国家更有政治前途，一目了然。
正因为如此，刘邦青年时代的仕进规划，实为魏国富户张耳、陈平式的“养客模式”，而非传统理解的“仗剑游侠模式”，只不过他不只缺少宗族之助，哪怕是在小家庭的内部，由于他“小妾之子”的尴尬身份，早早遭遇了“分家”，也无法得到父母、昆弟的财力支持，这就让“致千里客”的“贵族游戏”成为了泡影。
这些，都是刘邦的原生家庭对他毫不友好的表现。
但是，曾经的劣势，在面对前魏国人，原籍砀郡（砀郡是秦始皇以旧魏地设置的新郡）单父县的吕氏家族时，与刘邦的秦吏身份发生了化学反应，这才有了一句大话换来一个媳妇的传奇，但细究这个故事的内核，其实只不过是巨富吕公用家族中女吕雉投资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闲子，看重的只是他百廿石吏的军吏身份，以及他的“大志”和“胆量”。
说得直白点，吕公自己有两个儿子，吕泽、吕释之，又有一个家族的诸吕协助，对于的刘邦的诉求，不过是增添一个武力爪牙罢了。
刘邦命运的真正转机，源自沛县县令在反秦抉择上的反复，最终将萧何、曹参等少年豪吏都逼到了没有多少本钱的刘邦一边，而他在起兵之时，即选择的祠黄帝、祭蚩尤，又展示出了远远超越各路反秦义军的文化层次和勃勃的野心。
当军事能力与文化层次集于一身时，刘邦竟然取得了反秦义军对秦军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野战胜利，而他“身兼楚魏”的身份又让他的小集团得以在故楚地泗川郡与故魏地砀郡左右游刃，哪怕是在项梁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刻，这种一个团体、两块牌子的局面也没有被打破。
根本原因在于，刘邦集团的组成，自始至终是以他本人的出身、婚姻、学识、宦历为基础，以私人关系为纽带，生发出的一张人际关系大网，包含了楚人、魏人，乃至于韩人、秦人的“石榴籽结构”组织，每个“石榴籽”中都包含了相对独立的“客”们。
这个组织的具体形态，既不是“秦制”，也不是“楚制”，而是《墨子》之中记载的“县守兵”编制，并伴随着刘邦名位的提升，辅以楚爵的标识，直到刘邦称王之后，这套简陋的体系才在韩信等外来贵族子弟的参与之下，逐渐走向了正规化。
值得注意的是，项羽集团的正规化进程远比刘邦更早，其制度蓝本甚至并非传统的“楚制”而是异常严厉的“秦法”，而对郡县制的保持，乃至于对爵位、封地的吝惜，都展示出，项羽并非我们所熟知的“分封制”的代表，恰恰相反，他所坚持的贵族传统反而与“秦朝制度”更相契合。
故此，要打倒项羽，刘邦只能反其道行之，即滥发爵位、封地，打破阶级界限（混淆士庶的姓氏标识），从而更广泛地吸纳列国的“顽钝、嗜利、无耻者”，形成以多打少的数量优势，弥补质量上的劣势，也不过是与更专业、更正统、更强悍的西楚政权打成僵持。
真正的胜负手，依靠的还是韩信、张耳等真正的“军事贵族”在河北的攻略，西魏、赵、代、齐的灭亡，燕国的臣服，终于在数量上压垮了项羽，而刘邦所付出的，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改变身份命运的承诺罢了。
正是为了“胜利”，刘邦所作出的诸多承诺，根本无法兑现，只能反复调整和赖账，这个过程，最早及于异姓诸侯王，进而波及到军功爵位的获得者们，最后是实际执政的军功列侯们，所有人得到的报酬，都在缩水，并且一缩就是六十年。
封邑、税邑变成了授田，实际授田变成了排队授田，爵位赎刑变成了买爵赎刑，爵位尊崇变成了官位尊崇，军功爵制作为秦律所赖以存在的差等身份体系渐趋瓦解，导致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逼迫着西汉王朝的掌舵者们，对“债主们”一次又一次地“让利”。
与此同时，刘邦所着力建造的“新分封秩序”，也在同姓诸侯王与外戚、功臣列侯的内讧之中，走向了二世而亡，随着刘邦、萧何、曹参死后，丰沛元从的彻底边缘化，魏人列侯与魏人吕氏之间的执政联盟，也在吕后死后走向了尽头。
事实证明，汉初并不存在一个“同气连枝”的军功集团，也根本不存在一个外圈包裹着内圈的军功阶层，只有一个个等待最高权力垂青的“小石榴籽”，它们之间，有生死相搏、有短暂合作，唯独没有作为一个集团的“统一意志”。
正因为如此，汉文帝入继大统之后，西汉王朝的历史才得以顺利翻开新的一页。
以国别身份为代表的功臣列侯势力被逐出了政权，代之以分属列国贵族出身的将相公卿，同时，文帝逐步剥离帝国的“经营性特征”，强化文吏、法治的“管理性功能”，将工商业权益向军功收益阶层让渡，狠狠地刨了“秦制”的根。
但是，进入景帝时代后，急刻政治与奢侈之风的回潮，又将汉文帝的诸多改革废止，但死者无从复生，景帝之后加强中央集权和经济干预的手段，已经不可能走回“秦制”的老路了，而只能通过进一步强化“文法吏”国家的方式来进行。
正是这一系列的变革和反复，最终拨动了历史的车轮，彻底埋葬了上古以来血统贵族主宰社会的旧时代，真正开启了之后两千年“王朝治乱”的因果循环。
综上所述，《汉瓦》所展示的只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大时代切面，讨论人事、变化的成分远远多于对制度的探究，三解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渊源的探讨也远未完结，自汉武帝至王莽之间的西汉中后期和东汉王朝的制度变迁，则要留待日后的新著中完成。
不过，菠萝个人的写作计划，会先跳转到三国，对汉末大乱到官渡之战前的一些历史隐秘的细节进行勾稽和重构，暂定名是《魏阙》，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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