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商品能够方便进入大航道，山东、两广的作坊，普遍追求的是量大价廉的经营模式，不追求精益求精，只求快速生产，快速出手，追求周转率。
最大的限制一直都是劳动力，这个问题随着全国人口的激增，开始改变。大量宋人涌入燕王治下，直接进入城市谋生。几年前燕王统治区才一千多万人口，这四五年中，增加到了两千多万，除了自然生育的结果，至少有三百万人都是从宋国境内吸引来的。
这为两广开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大量资本性质的开发在这里出现。许多豪族拍卖下大片荒地，立刻通过宗族关系吸引同族前来开垦。建立起棉花、甘蔗等种植园，转化为棉纱和白糖这样的优质商品。获益颇丰。
两千多万人口中，将近八百万生活在城市中，这样的城市化率，已经站在了工业社会的门口。每年人口都在快速增长，尤其是从宋境吸引的几十万到百万人口，都是成年壮劳力，直接进入城市为生产贡献劳动力。
劳动力、市场和生产，经济发展三要素齐备。生产上宋朝时期的中国，是技术最好的国家，市场因为国外超量开采金银矿和铜矿，如今流入中国的贵金属数量之多，远超明清时期，虽然通货膨胀不好，可市场却几乎无限；劳动力上，宋国的人口管理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同样是世界第一。
这三大要素齐备的情况下，想不发展都很难。
除了保险业刚刚在航海贸易中诞生之外，汇兑、借贷已经发展的十分成熟。形成了许多家全国范围内的大金融家，他们向各行各业提供廉价融资服务，贷款利率常年在一厘一下，这让工业生产借贷都成为常态，商业上的短期贷款就更频繁了。离开大金融家的信用担保，现在都很难进行贸易。
金融中心毫无疑问在上海形成，这里成为航运、工业和金融中心，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除了地理优势之外，还因为这里是公主封地，能被宋朝和燕王同时接受。成为一个政治势力之间的自由岛，双方商人都在这里进行不受约束的交易。
最成熟的保险业也就是在这里诞生，吴国公主这样的大权贵是其中最大的从业者群体。还有一些第一代海商，退出大海之后，将巨额的资本投入到了保险业，为他们的后辈同行提供保险服务。
金融业能带来财富，但很难带来人口，上海的人口主要是纺织业、造船业等手工业带来的，周边是最优良的棉产区，优势最方便的入海口，让这里聚集了海量人口，已经是继扬州和临安之后，第三座百万级城市。
快速发展，资本聚集，纸醉金迷，这些资本主义的背面如影随形，贫富分化极为严重。宋朝本就是一个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的朝代，如今更加激化。破产的农民每年以百万计算，许多人在没有自然灾害和战争威胁的情况下，依然挣扎在死亡线上。于是终于推动了移民潮，大量自由移民开始涌入更容易谋生的城市、海外。每年都在百万级别。
每年闯关东的人口有十万人，一半被刘佶势力吸纳，他们给划分土地。另一半被燕王势力吸纳，燕王不给土地，也不限自由。每年涌入宋国和燕王城市的人口六七十万。还有二十万出海的移民，尤其以燕王治下百姓出海谋生为常态，因为燕王治下的贫富分化最为严重。
大量贫民奔向东洲，受大平原淘金热吸引，每年涌入哪里的人口高达十几万。为大平原带去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可要想去东洲，那得是两口子一起去。否则破产穷人都去淘金了，谁还会去城市做苦工。
激烈的贫富分化，也让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宋朝一年平均每年一次半的农民起义，如今每年高达两三次，虽然不会集中在一年爆发，有时候一年就有十几次，往往是某地偶发的自然灾害引起的。这样的造反，是遇赦不赦的罪行，全都流放海外。
燕王治下的农民起义反而很少，因为农业资本化程度极高，都是土豪经营，他们不至于遭受灾害破产就会造反，根本拉不出人头来。抗风险能力更强的资本化农场，也不至于一次天灾就破产。但燕王治下的城市贫民叛乱不少，还有矿山矿奴造反，这些都是很频繁的乱事。加上其他偶然性的刑事罪，每年会有超过十万流人被流放东洲。
宋朝往大南洲、大东洲北方沿海大量流放流人，燕王则是往大东洲南方沿海平原大规模流放。大平原地区已经不再是流放地，接受了超过五十万自由移民后，这里开始建设正常秩序，流亡人口从来就不是安分的劳动力。
由于有海外移民这个泄压阀，看似动荡，实则安稳，动态平衡。
中国往南，是一连串珍珠链一样的海外基地，主要吸引的是商业人口，人口都不算多，但经济非常活跃。位于这些基地周边的小国，改变非常剧烈。麻逸国已经从巴朗盖文明形态过度到了王权形态，麻逸国王用贸易利润，雇佣宋人军官，组建了国王卫队，在这个人口万人左右的小国，建立了严密的统治。
三佛齐这样的大国国运也急速改变，原本已经步入衰落期，一度被印度南方的朱罗帝国几乎灭国。如今香料成为经济支柱，海量的金钱流入三佛齐国。国王有了钱，建立了军队，捍卫了自身地位的同时，也建立了比较有力的政权，但国土过于分散，虽然三佛齐的水师一直比较强大，可各岛屿上的分裂倾向都比较严重。很难有所作为。
安南国、占婆国、高棉王朝和蒲甘王朝的统治，都还稳定。安南国进步很大，他们本来也进入了王朝中期，进入守势。在燕王控制了两广之后，更是安分守己。如果敢向侬智高时期那样攻掠中国，可能就不会那么好收场了。进入稳定期的安南国，人口增长，土地得到开发，一切都按照中原王朝的发展模式在进步。红河三角洲出产的大量粮食，开始销往中国市场。
占婆国则有些衰落，这个婆罗门教文明，是印度文化向东扩张的边界。婆罗门教先后在印度、蒲甘王朝都已经衰落，被改革后的印度教取代。还保持着婆罗门文化的占婆国，以前是一个贸易国家，海盗很多。海盗在燕王水师的打击下消失匿迹，海贸港口也远离了占婆国的港口，占婆国自然就衰落了。衰落之后，还频繁跟安南国冲突，国土不断被挤压。
高棉王朝处在极盛时期，在雨林中建立的吴哥窟就在此时成型，只是社会制度还比较落后，基于农业的经济管理，以服劳役而不是收取税赋为主。文化上信奉佛教，百姓比较温和。在大航道上，为宋国提供大米和优质木材。
蒲甘王朝也处在稳定的兴盛时期，在任的国王比较有作为，长期执政，颇有作为。制定了法典、统一了度量衡，鼓励商贸和航海。可同样只能提供大米和木材这样的商品，在印度洋上有一定的商业利益。
由于高棉和蒲甘，事实上并不在大航道正中，所以受到中国文化影响较小，宋商虽然也去贸易，却很少有移民定居，没有带去更先进的文化和思想。
印度洋地区，锡兰受到的影响比较大，主要是燕王在这里建立基地的时候，僧伽罗和泰米尔人的内战持续不断，基地建设的时候，还跟泰米尔人和泰米尔人的靠山朱罗帝国打过一仗，因此之后僧伽罗得到了燕王的支持，终于在武器和军事顾问和雇佣兵的帮助之下，灭了泰米尔王国，一统锡兰全岛。
印度收到的影响，主要是朱罗帝国由盛转衰，朱罗帝国本来也是一个海洋国家，采用的帆船跟宋人一样是硬帆，甚至有人说中国人的硬帆，就是从印度南部传过去的。这不太符合逻辑，因为阿拉伯人的三角软帆跟朱罗帝国的硬帆诞生于同一片水域，这概率本来就小，而往东传播的时候，没道理中国人接受了硬帆，却从未使用过软帆。更合理的解释是，中国发明了硬帆，传到了朱罗帝国，而没有传到阿拉伯，朱罗帝国是中国硬帆向西传播的边际。
恰好这一带是中国历史上很早就通过大海沟通的地区，而跟阿拉伯沟通，在是南北朝时期了。不是南北朝之前缺乏能力，而是那时候的阿拉伯地区不值得去贸易，四分五裂的游牧半岛，没有商品也没有客户。
朱罗帝国的海船和海战水平，都不如宋人，因此很快就被打垮，之后沦为海盗，被清剿了很多年。有人长期奉行跟宋国的对抗政策，导致朱罗帝国影响很大。没赶上大航道初期的红利，卡利卡特、科钦衰落了很多。乃至提前终结了朱罗帝国的霸权，南印度再次分裂，互相割据争霸，如今依然在互相争夺。
影响最大的还是印度北方，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因为有钱收买宋国奸商，伽色尼帝国从印度复兴，一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用印度的财富重返波斯，控制两河，成为世界上有数的大帝国，仅次于此时的中国。
此时论地理位置，两河流域依然是世界中心，可是已经沦为边缘；论文化影响力，中国反而更像是世界中心。整个世界此时都在中国力量的驱动下，滚滚转动。
只是让李慢侯期盼已久的工业革命似乎还是没有诞生，科技在朝着另一条道路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