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现在东海商社的经济体制还真是存在不少问题。过去摊子小，问题不明显，可现在随着发展程度越来越高，问题也就越来越突显了。
经过一番讨论，最后管委们达成了共识，此后的支出项目应当分为两类：
甲类是重要但难以有直接回报的，比如教育、军事、宣传、修路架桥疏浚河道、部分新锐技术的研发等等。这些东西短期内很难盈利，而且需要长期规划，但却是商社发展所必须的，所以列入财政预算，由每年的经常性收入进行支持。
乙类是短期内可以直接盈利的，比如酒店、商店、各类工坊等等。这些东西见效快、运营更灵活，所以不列入财政预算，而是以财政部的储备基金为基础，通过储蓄所发放贷款的方式来支持。
乙类项目可以下放更多的自主权，由各部门、各工作组甚至有意向的股东自行筹划，管委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甲类项目这样的三年大计上，分工更明确，更有利于发展。
只是这么一看，往年的财政预算其实是包含了很多乙类项目的，如果要细分的话，这次的预算案就得大改了。离清明转换财年只剩一个月了，这可得抓紧了啊。
管委们叽叽喳喳的讨论声中，张正义反而出了神。
他的任期只剩下半年了，这下子总算在走之前完成了一项重要改革，也算是留下了点东西了吧。如果东海商社能有后人，他们会是如何看待这一届的呢？
“首席，首席！”
孔嘉谊的提醒声打断了张正义的沉思，他清醒过来，见众人都看着自己，突然想起下个议题是当前控制区的人口问题了。
统计组现在由统合部直属，这人口普查的工作自然也要由张正义亲自汇报了。他们统计组别的事情干不了多少，这统计人口可是分内之事。
张正义连忙翻开本子，咳了一声，说道：
“下面我简述一下控制区的人口问题。当然，以我们现在的条件，不可能做全面的人口普查，只能根据住所、粮食消耗、村镇规模等数据推算一下，暂供参考。
整个核心区域，包括新划进来的莱阳县，共约九万户；登州，约五万户；莱州，约四万五千户；宁海州，约三万五千户。总计，约二十二万户，如果户均有五人的话，总人口就超过了一百万，也就是后世一个县的水平。当然，这么估计肯定是有误差的，部分地区大概一户还不到五人，但是又有不少不立户的单身人士，总之比较复杂，还是先按一百万人估计吧。
比较有意思的数据，是城市化率。以即墨县为例，前几年我们估算过，在即墨城及近郊居住的人口大约有一千一二百户，相较于一万四千户的总人口，城市化率大约是8的水平，这也是周边普通县的一般水平，大多不超过10。城市化率这么低，我们能利用的工业人口也就因此受限，这可对我们的发展大不利啊。
但是根据商务部的数据，通过我们的税收，还有农民自行出售的粮食蔬菜等等，大约有30的农产品是从农民手中流出了的，这说明即使以当前的生产力，也足以供应30的非农业人口，那么这中间的20去哪了呢？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入酿造行业和食品深加工行业了，但也不足以解释这么大的差距。那就只能说明，是有很多非农业人口居住在农村的！呃，这也不稀奇，村子里总得有几个木匠铁匠泥瓦匠之类的，再加上走街串巷的货郎、屠夫，有这么个比例也不奇怪。
但这更深层次的意味是，城市化率之所以这么低，不是因为农村供养不了这么多人口，而是城市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他这么一说，立刻引起了不少人的赞同，岳秀笑道：“想想也是，现在又没什么高新产业，又没多少娱乐，城里住得那么挤，赚的也未必比种田多多少，干嘛要往城里挤呢？”
张正义点点头，接着说道：“而胶西是一个鲜明的特例。由于发达的商业，有充足的就业机会，所以胶西城市化率比周边高了一大截，整个县一共才三万多户，县城周边就挤了三四万人，比例达到了25以上。北边的登州蓬莱县情况也类似，由于商业活跃，城市化率也在20左右。”
李如南把手一拍，说道：“这说明，城市化进程仍然大有可为啊。首席，你准备怎么办？”
张正义喝了一口茶，高深莫测地说道：“我之前和一些同事研讨了一下，历史上的城市化模式，基本可以分自发型和输入型两种。
自发型，就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率高了一点，工业技术也进步了一点。渐渐人们发现，擅长种地的与其自己织布不如专心种地，卖钱买布，擅长织布的不如专业织布，卖布卖粮，最终分工程度越来越高，而集中的生产比分散的生产更有效率，所以城市化率就提升了。
这样的方式最为稳固，但是见效也非常慢，而且历史上受社会制度和外来因素的制约，依赖这个途径完成城市化的例子很少，只能说美国像一点。
输入型，就是一个地区原先没有很大城市化的需求，但是由于贸易的作用，外界对这个地区的某种特产产生需求，愿意付出高价购买。于是在利润的驱使下，不断有农民改行从事工业生产。而工业人口的增加又产生了对粮食的需求，于是农业生产率也在这个刺激下提升。相应的，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他们又会需求更多的工业产品，两者相互促进之下，使得工农业的生产率都不断提升，进而产生一个富裕的城市。
典型的，像中世纪意大利的城邦，大航海时代的荷兰和英国，甚至可以说改开之后的中国，都是这样的情况。
这种方式见效快，但是也存在很大的问题，那就是难以复制。输入型的发展模式需要外部市场来进行刺激，但旧时代大家都很穷，外部市场能有多大呢？所以像威尼斯、热那亚这样的城邦，包括后来的荷兰，虽然富裕、盛极一时，却无法做大。在我们到来之前的胶州，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受海贸刺激，城市化率很高，但是达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增长了。
这种模式的关键拐点，在于生产率的提升！
也就是说，农民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工人能制造更多的商品，双方可以以对方为市场继续增长，摆脱对外贸的依赖，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上来。增长到一定程度，即使是本地生产的普通产品也对外部产生了价格优势，那就更能开拓一片新天地了。工业革命时的英国，就是这样的情况。
不管是哪一种发展模式，这其中最为关键的，都是农业的发展。农业发展了，农民富裕了，工业才有足够大的内部市场。同时，粮食产量高了，才能供养更高比例的工业人口。
但是，农业生产率的提升，说起来好听，可哪有那么容易呢？在化肥发明之前，农民看天吃饭，就是再努力，也从地里刨不出多少粮食来。所谓生产率的提升，更多的是人均耕地面积的提升，地多了，就算不可能对每一亩精耕细作，但单一农户的总产量也一定会多。
在传统社会，这种事是几乎不会发生的，因为没那么多地给你浪费。适宜耕种的土地是有限的，随着人口增多，只能是人均占用耕地越来越少，农民越来越穷，然后工商业也没钱可赚……整体向后发展。
只有幸运的欧洲人，在发现了新大陆之后，有用不完的土地可以利用，因此一个农民可以奢侈地用十倍的土地产出两倍的收获，有力地支撑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何等令人羡慕啊！
所以说，我们要提升城市化速度，最基础的，就是必须提升农业生产率。还好，我们现在的情形不错，控制区内人少地多，可以通过分田提升生产率。现在的顷田法运行得也还不错，如果就这么放着不管，等过个几年顷田户一个个都有钱了，也能催生一批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工业人口。
但是这么坐等见效太慢，我们要主动催生它！
所以这就是我们商社的工作了。不断扩张业务规模，雇佣更多的劳工，将来也就能提供更多的产品，也能消耗顷田户们生产出来的大量农产品，省得他们种多了反而卖不出去。
当然，这个过程中，商业的作用也是极为重要的。没有发达的商业，城乡之间的物资如何相互流通？要是城里一百文的一匹布到了乡下要卖一贯钱，那还不如自己织呢。
嗯，这倒不用我们插手，只要有利润空间，私营的商业自然会发展起来填补这一空间的。我们能做的，是基础设施建设。要是道路不通、运输成本高昂，那再发达的商业也降低不了物流费用，所以我们要尽力将道路修缮起来。‘要想富，先修路’这可不是一句空话啊。”
“哦……”
听完他的长篇大论之后，管委们纷纷鼓起了掌。这说了半天，不就是“继续种田、继续扩大生产、继续修路”吗，不正是现在我们在做的事？
不愧是领导啊，说话就是有水平，说了一堆跟没说一样……
张正义喝了一大口水，又嘿嘿一笑，继续说道：“嘛，顺其自然吧。现有的几个县城，城墙规模限制住了，进一步发展成本很高，想城市化也没空间了。还是专注于我们自建的三个市吧，等它们的规模上去了，平均城市化率自然就被拉高了。
当然，这是需要农村政策配合的，农民要能自由、主动地进城才行。这一点上，司法系统就做得不错嘛，之前徐迩判了一个破产的案子之后，现在‘解救’出来的债务奴逐月增多，虽然总规模还不大，但总归是一件好事嘛！可惜司法不归我们管，不然真该给他发个一公斤重的大奖章。”
管委们会心地笑了起来，其中孔嘉谊笑得格外大声。
张建国补充道：“我们的报纸也快办起来了，以后信息扩散得更广，打破城乡间的隔阂，农民的进城意愿也会更强。”
报纸，或者说印刷业，也是东海商社攻关的一个大项目。造纸厂的祝天明牵头，工业部在几个冬季援助了不少人力，前后不断攻破了印刷机、铅活字、油墨、印刷用纸四个大关，才堪堪搞定了实用的活字印刷技术，虽然印刷质量比起雕版仍然差了一点，但至少能看了。
季国风对这个项目了解得也不少，但是听了张建国的话还是有些惊奇，说道：“呃，张老师，你确定农民能看得懂报纸？”
张建国挥手道：“当然看不懂，但一村总有几个能看懂的吧？就算真没人看懂也没关系，报纸最重要的作用是创造信息。现在信息的贫乏程度如此之高，口口相传的茶馆故事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套路，报纸一出来，肯定能占领舆论高地。到时候你们多编几个打工奇迹、暴富神话、富家小姐倒贴穷小子之类的印上去，丰富一下民间传说，传来传去不就传到农村了？一来二去，总会把一些小子，骗，哦不，吸引来城里的。”
余人听了面面相觑，呃，这怎么说，姜还是老的辣啊！
张正义笑着说道：“这办法好！嗯，我们也不能坐等被动传播，去年文化部搞的那个戏班就不错。我看可以多培养些戏班、说书先生的之类的，搞些巡回演出，主动把我们的故事传播下去。就算村民不上来，对我们东海商社加深点好感也是好的嘛！不过，这个我估计是赚钱的，算不上甲类，还是按乙类规划吧。这事让杜松林也得卖卖力，别整天神神叨叨的，也干点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