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嘉谷的发声，舆论更加纷纷扰扰。
而当所有人都以为齐政正在总部坐看风云的时候，他已经身在滇省了。
为的，正是嘉谷与滇、川、黔三省的脱贫攻坚战略合作协议。
其实，当嘉谷与自家旗下的合作社的纠纷闹大后，最紧张的还不是双方当事人，而是刚与嘉谷签署了扶贫合作的三省。
可不是憋着劲吗？从省一把手，到下面的基层干部，全都盯着嘉谷呢。大家可都指望着，嘉谷系合作社能够顺利落地，带着三省连片落后地区的人闯出一条路来。要是嘉谷因此心灰意冷了，他们怕不是要口吐芬芳了。
事实上，在事情闹大后，除了被起诉合作社所在地的领导，三省领导是最先打电话对齐政表示支持的人。
齐政刚到乌蒙山连片贫困区后，滇省扶贫办关主任就跟上了。
“程高官本来是想来的，时间有点不凑巧。”关主任像是解释似的，开了话题，又道：“不过，程高官说了，等乌蒙山嘉谷系合作社正式成立的时候，他一定会来捧场。”
齐政含笑点点头。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省内一把手是不会出现在今天这个场合的。
不是说齐政没这么大的面子，而是齐政此行只是考察，他个人的意愿还是以低调为主。
那今天是什么场合呢？
是动员乌蒙山地区群众加入合作社，敲定种植项目的场合。
乌蒙山地区跨越三省，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主战场之一。这里有着贫困地区共有的特征，资源贫乏，交通不便……
要么怎么说嘉谷是最适合协助扶贫开发的企业单位呢？像这样的落后地区，除了土地，几乎什么优势资源也没有。换言之，除了开发农业，也几乎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
当然，在这种土地贫瘠的地区搞农业开发也不是什么易事。
不过，这难得住一般人，难不住嘉谷。嘉谷农业公司考察了当地的土壤、气候、水文等条件以后，打开自己的技术库，就像机器猫掏出宝贝一样，拿出了一个适合当地发展的产品——反季节土豆，也就是冬土豆。
冬土豆十一二月份种下去，来年三四月份上市，芽眼浅、个头匀、淀粉足、口感好，很适合鲜吃，在全国都是最早上市的新土豆，是俏货。
反季节蔬菜种植的有不少数，但是反季节种植土豆还真是不多见，理所当然的，当地农民一开始根本不识货。即使嘉谷技术员们百般讲解说服，农民就是不配合，不愿意种植冬土豆。什么冬土豆？没听说过，不知道，不会种。你们大公司当然会，我们农民大字不识一筐，啥技术也不懂，跟你们城里人可比不了……
直到当地一位颇有威望的退休老干部听说了，带动一批老乡在嘉谷的指导下种植了冬土豆，嘉谷包购包销。三四个月的时间，每亩地就挣了7000多块，这一下，当地可算是轰动了。
心动以后就是行动啊。当地人种植冬土豆的积极性就有了，嘉谷系合作社才找到了落地的基础。
可以说，前十年里，嘉谷在全国各地一直专注干这样的事情：
各地的农村大同小异，农民由于钱少甚至根本没钱，几乎经受不起任何风险。为了对抗这种脆弱，农民要采取很多“保守”的策略。最主要表现为尽量按老规矩耕作，不轻易尝试新型农作物或者新技术。就算他们明知新作物的产量更大，收益更高，最佳策略也是不要轻易尝试。
面对当地农民的不配合和不积极，嘉谷并没有一走了之，而是积极深入乡村基层，亲自动手，把新产品、新技术的优越性，用实实在在的事实呈现在农民面前。同时，在技术培训、产品销售等各方面提供全套的服务和支持……一言以蔽之，嘉谷不是站在高处叉腰指挥农民干，而是撸起袖子和农民一起干，面对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农民当然不会再坚持“保守”策略，而是转而接受新产品、新技术。
——嘉谷系合作社就是这样遍地开花的。
但这是个重生产、轻“教育”的过程，嘉谷系合作社的法制教育没有跟上——倒不是嘉谷人完完全全忽视了，而是不自觉地将法制教育放在了最后，直至这次合作社“退群”事件的爆发。
正如齐政在采访中所说的，这不能说嘉谷没有错。如果那些合作社社员多懂一点法律知识，有一点契约意识，完全可以避免这起案件。嘉谷需要反省，也需要弥补。
新生的乌蒙山区合作社，就是一个试点。
齐政和关主任远远的看着动员会会场，里面挤满了人，层层叠叠，怕有数百人之多。一个白胡子老头拄着拐杖，在上面坐镇。
“那就是杨老爷子，上过战场，公社时代是本地的一把手，即使退休后，在这儿有着很高的威望，也是他最先赞同与嘉谷搞扶贫开发产业……”关主任小声介绍道。
齐政好奇地打量了一下老爷子。
老爷子年纪是真不小了，但以齐政2.0以上的视力观之，他的眼睛却在闪着光，仿佛回到了往昔峥嵘岁月：“……安静下来！接下来让嘉谷员工给你们讲讲加入合作社的合同条款，给你们普普法，一个个都给我竖起耳朵来！”
“喔……”下面顿时就是一片哀嚎。
普法什么的，对于普通人来说，简直是无聊爆了。
嘉谷的法务部不是吃素的，为了保护公司的利益，也为了保障农民们的权利，拟定的合同条款详细得让人发指。
这有点像下载注册APP，总有一份又长又臭的用户协议，对于用户来说，为安装一个软件而去看完一份冗长的协议，把每一条条款逐句读下来，想想都让人头痛欲裂。
当然，注册APP可以选择默认，轻易就“被同意”了一切条款。嘉谷系合作社现在却要经过社员的知情，想采取“默认勾选”都不行。
杨老爷子举起了拐杖，像是演讲似的，中气十足的道：“干什么，干什么，打起精神来。知道什么叫依法治国不？就是要懂法。不指望你们治国，但要加入合作社，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不懂规矩怎么行？要想过好日子哪有那么容易，不就是被普普法吗，我老头儿都能接受，你们凭什么就做不到？跟我说，你们做的到吗？”
台下是参差不差的应和。
杨老爷子很不满意，瞪着眼睛道：“瞧瞧你们这怂样，反季节种土豆都敢了，听听课却一脸怂样。这样好了，我跟嘉谷人说说，谁先学好了，就先教谁种冬土豆……”
“学，我们都学。”这下子应和整齐多了。
“这就对了。”老爷子满意了，霸气十足的摆了摆手，笑道：“我跟你们说啊，尤其是想当合作社干部的人，要是做不到倒背如流，大伙儿唾沫星子啐他。”
想起嘉谷那厚厚的合同本，合作社候选干部们眼珠子都绿了，一脸苦色。
周围一阵笑声。
在笑声中，一位年轻的嘉谷员工走上台，用当地口音笑眯眯道：“大伙儿不用怕，也不用背诵任何条款。我们的目的，是让大伙儿知道加入合作社后，要遵守什么，又有什么保障……我举个实例，在江南省有个合作社，社长只想社员们听话，对社员参与合作社管理等法规内容，藏头藏尾，又或者根本不提。社员们不知道啊，后面被社长一挑拨，跟我们打起了官司……”
嘉谷人当然不会拿着厚厚一叠合同条款照本宣科，如果是照本宣科的话，现场100个人中，估计有101个人在打瞌睡。
他是采取以案说法、以事喻法、让农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法制教育的形式。
在齐政和关主任的围观下，本来很多漫不经心的农民，在嘉谷员工跌宕起伏的“讲故事”中，慢慢的也听得入迷了。
关主任低声惊叹：“我们的送法下乡活动，要是也有这个效果就好了。”
齐政笑而不语。
开玩笑，很多地方的送法下乡活动，不过是发几张普法资料，做几块展板，然后拍屁股走人，以走形式、搞“造势”为主，其效果可想而知了。
他在采访中说“反省”可不是说说而已的。嘉谷系合作社日后会在普法经费上给予保障，实现“法制教育”常态化，而针对农民们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特点，往往会采取生动有趣的“寓教于乐”的形式。
事实证明，只要舍得投入资源，“普法”也能变得受欢迎。
当然，要改变他们的精神世界还需要很长时间。但有一些进步，总比没有进步要好得多。
齐政一行刚走近一点，很快又停下了脚步。
却是杨老爷子让出舞台后，正在会场边接受一名记者的采访。
隔着一段距离，就听到背对着他们的记者清晰的问到：“老大爷，您知道嘉谷现在正在与一些合作社在打官司吗？”
“我知道。”
“是嘉谷员工告诉您的吗？”
“不用他们告诉，我从新闻里也能看到。再说了，别看我老了，我也是会上网的。”杨老爷子哼哼道。
“呦，您老还挺时髦的。那您应该也知道，如果合作社一方败诉了，那些农民可能会被罚钱，甚至有可能坐牢，您老觉得他们值得同情吗？”
杨老爷子兀自摇头，道：“同情？不需要。如果那是我的后辈，不怕说，我恨不得打断他们的狗腿。”
老爷子的脾气很是火爆啊，记者显得更加振奋的道：“为何这么说呢？”
“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合作社是怎么搞的。农村的事情，外包赚地租不行，把农民晾到一边也不行，单纯搞单品输出更不行，唯有整体性计划，使农村各项资源、各种发展因素统筹起来，使其形成一个较为健全的内生动力系统，才是农业的根本出路！以前那是公社，因为种种缺陷，散了；现在则是合作社。”老大爷的声音听起来很洪亮，带着时代特有的振奋感。
“合作社主要是啥的合作？大家一般会说，是钱与人的合作。但这都是很表层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信用合作，是通过人与人的合作，来完成人与人更好的信任。”
老大爷停顿了一下，声音更加高昂起来：
“但那些王八羔子，为了多赚一点钱，完全打破了合作社的信用合作。没了信用合作，那还叫合作社吗？就算他们一时得逞了，丢了诚信，后面有的是坐在烂菜地里哭的时候。”
“嘉谷是个好公司啊。要知道，越穷的地方越是没钱，越是没钱越没有人愿意投钱。像我们这一带的普通百姓，哪个不渴望过上好生活？为了摆脱贫穷，他们能更吃苦，能付出更多的代价，但以前没钱没技术，这一路的艰难，是那些条件更好的地区的人们难以想像的。嘉谷不是带来了钱和技术，而是带来了摆脱贫穷的曙光。”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公司能像嘉谷一样，但就我所知，只有嘉谷愿意在穷苦的地方投钱改造。对于那些打官司的合作社，我不是说他们一生都不能脱离嘉谷，但起码在让嘉谷赚回投入的钱之前，他们不应该脱离嘉谷。因为那不仅是让嘉谷亏钱了，还可能是让另外一个地方无法看到曙光。”
老大爷的声音，渐渐的变的有些颤巍巍的，语调却是一样的激昂。
“其实，相比于违约的农民，你们更应该找出那些与嘉谷抢合作社的公司。没有前期投入，就心安理得摘桃子，估计也不是啥好公司……”
“好的，谢谢大爷接受我们的采访。您的嘱咐，我们也收到了……”
齐政一行就留在外围，竖着耳朵听。
听到最后，齐政笑了笑道：“老爷子讲话一套一套的，还挺可爱的。”
用“可爱”来形容一个老头子，差点把关主任呛到了。
但起码证明了齐政的心情不错。
关主任立即轻咳一声，道：“嘉谷合作社的普法教育，我们省里也是愿意帮忙的。你看，我们会协调基层干部，像老爷子这样帮助乡民们树立正确的契约意识，不会让大伙儿乱来的。”
对于背后的挑事者，关主任这样的干部也不比杨老爷子知道的更多。
但有一点，省委上下是知道的。
嘉谷与政府部门不同，嘉谷是要赚钱的。
一个不赚钱的公司，任你是金山银山的，也撑不了多久。政府可以投钱扶贫，但形成健康的产业扶贫，终究是离不开企业的。准确的说，是离不开能赚钱的企业的。
而嘉谷要赚钱，就必须有一批“听话”的合作社。
只有合作社听话了，嘉谷才能发挥规模化组织优势；也只有发挥规模化组织优势，嘉谷才能让农民能赚到钱的同时，嘉谷也能通过延伸产业链，慢慢收回沉没的成本。当这一切形成良性循环后，产业扶贫的意义才能体现。
最怕的就是嘉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算嘉谷还愿意合作，如果条件更苛刻了，也肯定不是啥好事。
齐政却是笑笑，道：“其实我并不担心的，我们的农民同胞也是在不断进步的。而且，我一向认为，只要我们嘉谷稳得住，慌的就不会是嘉谷。”
慌什么呀，哪怕情况还不甚明朗，从长远来看，到最后都是阳谋，也就是硬实力碾压计谋，努力碾压小聪明。
包括他在内的嘉谷人，也许并不够足智多谋，但论硬实力碾压，嘉谷人都是杠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