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的路上，庞德几乎没怎么说话，詹姆斯·弗雷泽知道，最好不要打断他的思绪。他老练地驾驶着沃克斯豪尔，在不同的变速挡之间切换，在道路中央稳稳地行驶。太阳落山，阴影从四面八方逼近。这是他唯一一次坐在方向盘后，觉得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之前他们乘着奥斯特渡轮横渡塞文河，坐在一起一路无言，威尔士海岸向身后飞逝而过。弗雷泽饿了，从早上到现在，他还没有吃过东西。渡船上卖三明治，但看着没有食欲；而且，庞德也不喜欢船上的食物。
他们到达对岸后，开车穿过格洛斯特乡村，和布莱基斯顿去见马格纳斯·派伊爵士时的路线一样。弗雷泽希望七点前能回到埃文河畔的萨克斯比村庄，赶上吃晚饭。
终于，车子抵达巴斯，开上了通往派伊府邸的那条路，在他们的左边，山谷绵延不绝，黑黢黢的一片。
“金子！”庞德一直没有说话，突然听到他的声音，弗雷泽吓了一跳。
“什么？”他问。
“马格纳斯·派伊爵士藏起来的那块‘愚人金’……我相信，一切都围绕它展开。”
“可是‘愚人金’一文不值。”
“对你来说是这样，詹姆斯，对我也是一样。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它害死了汤姆·布莱基斯顿，他想把它从湖里捞出来。”
“哦，没错。你知道的，那片湖泊是这个故事里一个黑暗的部分，就像亚瑟王故事里的那些湖泊。孩子们在湖边玩，其中一个在湖里溺死了。而马格纳斯爵士的银器，也是在那片湖里发现的。”
“你知道吗，庞德。你这么说有些牵强。”
“我在想亚瑟王、龙和女巫。这个故事里也有一个女巫、一条龙和一个没有解除的诅咒……”
“我想你知道是谁干的。”
“我什么都知道，詹姆斯。我只需要把它们联系起来，整件事就会非常清楚。有时候，你知道吗，并不是实实在在的线索引向了最终的真相。牧师在葬礼上的致辞，或是那一小片被焚毁的纸——它们暗示了一种可能性，但却引出另一种不同的可能性。木屋里锁上的那个房间。它为什么上锁？我们以为已经找到了答案，可接着仔细一想，就会发现我们错了。那封寄给马格纳斯爵士的信。我们知道是谁写的。我们知道原因。可这一次，我们又被误导了。我们必须要思考。这些都是猜测，但很快我们就会发现，没有别的办法了。
“马修·布莱基斯顿有帮到你吗？”
“马修·布莱基斯顿告诉了我我想知道的一切。他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真的吗？他做了什么？”
“他杀了他的妻子。”
伦敦，伏尾区
很恼人，是不是？
星期天下午，我看完手稿，立刻就给查尔斯打电话。查尔斯是我的上司，三叶草图书公司的执行总裁。阿提库斯·庞德系列丛书就是三叶草图书公司出版的。我的电话被直接转进了语音信箱。
“查尔斯，”我说，“最后一章怎么回事？给我一本侦探小说，却连凶手是谁都没说清楚，这究竟有什么意义？你能回电话吗？”
我走进厨房。卧室里的两瓶干白都见了底，羽绒被上沾着玉米薯片的碎屑。我知道我在屋里待得时间太长了，但外面依旧又阴冷又潮湿，我懒得出去。家里没有像样的能喝的东西，所以我打开了一瓶拉克酒[1]，这是安德鲁上次去克里特岛带回来的。我倒了一杯，喝了一口，又倒了回去。毕竟都是从希思罗机场运进来的，味道和其他外国烈酒没什么区别。不对。我拿过手稿，重新看了一遍，想弄清楚它缺了多少页。从上下文判断，最后一章的名字应该是“永远不能说的秘密”，这才恰当。既然庞德宣称他已经弄清楚了真相，那大概就还只差两到三个小节。就此推测，他会把所有嫌疑人聚集在一起，告诉他们真相，然后逮捕真凶，回到家里，离开人世。我知道艾伦·康威之前就想要结束这个系列了，但他果真这么做了，还是让人感觉有些错愕。他给他书中的主角安排的最终结局是得了脑瘤，我觉得有些缺乏新意，但也无可争议，我想，这就是他选择这么写的原因。我不得不承认，如果我流下一滴眼泪，更多的也是因为忧心书出版之后的销量。
那么，是谁杀了马格纳斯爵士？
我没有其他事可做，于是，拿出一沓纸和一支笔，坐在厨房里，把手稿放在手边。我甚至想到，查尔斯没准是故意为之，他是在考验我。等我星期一走进办公室，他一定已经到了，他总是第一个来上班——在他给我最后那一部分手稿前，他就会问我，有没有把案子破了。查尔斯身上确实有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幽默感。我经常看到他被自己讲的笑话逗得咯咯笑，可在场的其他人却没有意识到他在讲笑话。
我叫苏珊·赖兰，是三叶草图书公司小说部门的负责人。这个职位并不像听起来那么重要，因为整栋大楼里只有十五个人（还有一条狗）。我们一年出版的书不超过二十本，其中大约一半还是我做的。尽管我们是个小公司，但签的都是好作家。有几位备受尊敬的文学奖得主，一位奇幻畅销书作家，还有一位新近儿童文学奖得主。我们无法承受烹饪书籍的制作成本，但之前我们做的旅行指南、自助和传记类书籍都卖得很好。然而，有一个明显的事实，艾伦·康威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大牌的作者，我们的整个商业计划都取决于《喜鹊谋杀案》大卖。
公司十一年前由查尔斯·克洛弗成立，他是出版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我跟着他白手起家。我们在猎户星出版集团共事过，那时他决定跳出来单干。他在大英博物馆附近买了一栋建筑用来办公。那栋建筑完全符合他的要求：三层楼，狭窄的走廊，破旧的地毯，木头隔板，光线不足。当时其他所有人都紧张兴奋地迎接二十一世纪——每当涉及社会或是科技变革时，出版社通常不是最先响应的行业——出版人往往都守着古老的行当怡然自得。查尔斯·克洛弗和格雷厄姆·格林[1]，安东尼·伯吉斯[2]和缪丽尔·斯帕克[3]一起工作过。他甚至还有一张和年迈的诺埃尔·考沃德[4]共进晚餐的照片，虽然他总是说他当时喝得酩酊大醉，想不起餐馆的名字，也回忆不起这位杰出人士说过的只言片语。
我和查尔斯一同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以至于大家以为我们以前一定是恋人，其实我们从来都不是。他已婚，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劳拉，马上要为他诞下第一个外孙。他住在帕森格林居民区的一栋大房子里，双门脸，十分气派。他和妻子伊莱恩已经拥有房子的所有权三十年了。我在那里吃过几次晚饭，总有风趣的同伴作陪：美酒佳肴，谈天说地，一直聊到深夜。据说，他不太喜欢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社交，至少不和出版界的人交往。他读过很多书，会拉大提琴。我听说他在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吸食了不少毒品，但你现在看他的状态，简直不敢相信这段往事。
我有一个星期没见到他了。从上周二到周五，我一直在陪一位作家东奔西跑；我们在伯明翰、曼彻斯特、爱丁堡和都柏林都举办了活动，还接受了电台和纸媒的采访。读者反应出乎意料得好。当我周五下午晚些时候回到公司，他已经下班去过周末了。《喜鹊谋杀案》的打印稿一直在我桌上等着我。等星期一来到公司，我把包放下，打开电脑，我突然想到，他和我一定是同时开始审稿，那么他把稿件留给我的时候就不可能知道它是残缺的。
他已经在他的办公室里了，就在一层我办公室外走廊的另一端。他从办公室里可以望见外面的大街——新牛津街和布卢姆茨伯里街。我办公室所处的位置更加安静。他有一间雅致的方形办公室，里面有三扇窗户，当然还有书架，陈列着数量惊人的奖杯。查尔斯其实并不喜欢颁奖典礼。他认为它们是无可避免的祸害，但这些年来，“三叶草”赢得了大大小小的奖项——金笔尖[5]、金匕首、独立出版奖——不知怎么，它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房间里井井有条。查尔斯喜欢知道每样东西的位置，他有一个秘书，杰迈玛，帮他打理琐事。她似乎不在他附近。他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摆着给自己打印的那份《喜鹊谋杀案》纸稿。我看到他一直在用一支红色钢笔在纸张空白处做笔记。
我必须要描述一下查尔斯那天的样子。他六十三岁了，像往常一样穿西装打领带，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细边的金戒指。这是伊莱恩送给他的五十岁生日礼物。每次走进光线有些昏暗的房间里，他总是让我感觉，他就像那部经典电影中的教父一样。虽然没有那种危险的气质，但是查尔斯的外表很像意大利人：他的目光犀利、鼻梁非常窄，颧骨颇有几分贵族特征。他的头发花白，随意地垂下，发尾扫过锁骨。以他这个年龄来说，他的身材保持得很好，不是因为他天天往健身房跑，而是他很有自制力。他来上班时经常带着他的狗，它现在就在屋里——一只金色的拉布拉多犬卧在桌子下面的折叠毯上打瞌睡。
那只狗的名字叫贝拉。
“进来吧，苏珊。”他边说边在房间里冲我挥手。
我带着那份手稿，走进办公室，坐下，这才发现他脸色很苍白，几乎是一脸震惊。“你听说了吗？”他说。
我点了点头。所有报纸上都刊登了文章，我听说作者伊恩·兰金在《今日》节目里还聊起他。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一定是心脏病发作。难道这不是最常压垮他这个年龄段男人的疾病吗？但是我错了。现在有人说，他的死是一个意外，就发生在弗瑞林姆镇附近他的家中。
“这是一个可怕的消息，”查尔斯说，“实在是可怕。”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我问道。
“警察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我和洛克警司通过话。我想，他是从伊普斯威奇镇打来的。他的消息和广播中说的一样——是一场意外事故，但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然后，今天早上，就在几分钟前，我收到了这个。”他拿起桌子上的一封信，旁边的信封被粗鲁地撕开了。“早上邮递员送来的，是艾伦写的。”
“我能看看吗？”
“当然可以。”他把信递给我。
那封信很重要，所以我又原封不动地复印了一份。
萨福克郡
弗瑞林姆镇
格兰其庄园
亲爱的查尔斯：
我不喜欢道歉，但是我承认昨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身体就不太舒服。你知道我最近都身体不适，我不想告诉你，但是我还是坦白说吧，我身体不好。
其实，这是委婉的说敦诊所的医生希拉·班尼特了解具体情况，但是事实上我就要死了，是这个世界上最他妈老套的死法。我得了癌症，不能动手术。
为什么是我？我不抽烟，很少喝酒。我的父母都活到很大年纪。总之，我还有大概六个月的时间，如果我去接受化疗和其他各种治疗的话也许还能活得更久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