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桓闻言刚要又要发怒，又一个侍卫赶来禀报道：“报皇上，郓王府传来消息，昨夜郓王的夫人被掳走了。”
朱德妃一听朱凤英也被绑走了，当即晕倒了，赵桓扶着朱德妃喊道：“你快去传太医，你去告知皇城司还有开封府速来查案，金军围城，贼人想必还在城中，给朕挖地三尺也要把贼人跟朕的皇后还有妹妹们找出来。”
两名侍卫抱拳道：“诺，皇上。”
两名侍卫刚走，又一名侍卫跑来禀报道：“禀皇上，书房有异样。”
赵桓说道：“待朕安置好德妃，朕再跟你去书房看看。”
安置好朱德妃，赵桓便跟着侍卫去了书房，来到书房，推开门赵桓便看到书房比往日空了很多。
赵桓突然想到了什么，赶紧四处翻看起来，翻了一刻钟后，赵桓瘫在地上道：“完了，传国玉玺丢了，你快去告知皇城司，就说贼人手中有传国玉玺，让他们务必找到贼人，记住此事绝对不能传出去，如果传出去了，朕唯你是问。”
侍卫抱拳道：“诺，皇上，属下定会严守这个秘密。”
这个侍卫刚走，接着又一个侍卫跑来说道：“禀皇上，金军又开始攻城了。”
赵桓皱眉道：“走吧，我们去政事堂。”
润十一月初四，宗翰将西路军主力部署在东水门、陈州门、新宋门一带，打算从京城南壁打开突破口。宗翰与宗望两军有分工，宗翰负责攻打西壁与南壁，宗望负责攻打北壁与东壁。
金人在城南扎营结寨，与城内醴泉观相距不远。宋军派下城去的侦察人员，大都被金人俘获。金人利诱他们，反而了解到城内不少实情。
金人正在为进攻南壁做准备。他们以“洞子”作掩护，运送大量的木柴和泥土来填塞护城河。当初，为加深护城河，宋军曾开决引入汴河水，但现在河面皆结冰。金人又强迫民工运来沙土，堆成一座座土梁，安放抛石机所需要的石块。
对于金军的这些活动，城上宋军干瞪眼没办法，因为他们皆活动在箭矢与大砲射程之外，根本打击不到他们。
东壁提举官原为辛康宗，辛康宗被百姓打死后，由孙觌继任。
这天，孙觌上劄子给何栗，请求免去其提举官职务。他说，自己原来担任侍御史，因为得罪唐恪，才被唐恪斥令守御东壁，并不是自己情愿而来的。现今，金人乘百战百胜之威，进逼城下，无所惮畏。假设朝廷有良将精兵，但为了社稷江山也未可轻动，又何况现在城内无将无兵，就好像是赤手空拳，以搏击数十万虎狼之众。自己任职朝廷十年以来，只是以文字为官，以言语为职业，仅因一言逆耳，就令自己冒矢石、抗强寇于城陴之上。假如战败，不过一死。但自己只是眇然一书生，岂有能力驾御群黥守卫城壁？今自知不能胜任，请求释位而去。相公何不选择一勇悍之将，一谙练军政者来代替。不然，一旦误事，“非某一人之休戚也。”
这天，知枢密院事孙傅视察京城四壁城防情况。当晚他没下城，而是与官兵们一起就宿于城壁之上。
前往河东办理割地事宜的聂昌等人也于这个时候到达了泽州。
聂昌估计，此时金军很可能已兵临京城。他悄悄召集参议官刘岑和干办官滕牧，向他们出示临行前宋钦宗亲赐的御札，并传达宋钦宗口谕。
聂昌的秘密计划是，自己牵制住金使杨天吉，而让刘岑和滕牧赶紧前往陕西，督促勤王之师入京护卫。
聂昌神色严峻道：“当与公等誓死成事。”
当夜，聂昌找到大金馆伴使太师杨天吉道：“国相说，要待我割三镇完毕之后，方肯回师。臣子之心，急于星火。无奈道路遥远，莫得疾速。我想分遣属官往东路，我自行西路，相会于河中。如此不用二十天，此事可毕矣。这样，国相也可早日班师。”
杨天吉等表示同意。于是，分派金使王敌、郭天信率五百金兵馆伴刘岑、滕牧走东路，杨天吉亲自陪伴聂昌行西路。他们商定，明日一早，即分路而行。
连日来，金军攻打东京城日益猛烈。而守城宋军由于兵少将寡，实际上处于被动应对状态。面对城外金军的嚣张气焰，城内有两个小人物奋然上书朝廷，提出了自己的用兵之策。
一个人物是吴革。在金军主力尚未到达城下时，他就曾多次上书，建议分兵出城，在城外结寨，使金军不敢近城，并控制通往东南的道路。一旦情势危急，圣上可撤出京城，由此前往东南。可是，朝廷不予采纳。
润十一月初五日，吴革又一次密奏朝廷，建议选定一个日子，集中城内兵力，从诸城门同时出兵。出兵前要分工明确，有的担任主攻，有的作为牵制，有的进行突袭，有的进行尾袭，有的担任接应和救援……如此全面反攻，可以一战而胜。
吴革认为，金人以为我军胆怯，不敢出城交战。若此时大胆出城，则恰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军迫切需要一场大的胜仗，来鼓舞士气。若士气旺盛，那么，“以攻则壮，以守则坚，以和则久。”
吴革的这份建议，宋钦宗的确是看到了，但仍不予采纳。在宋钦宗心目中，吴革属于激进派和冒险派。宋钦宗觉得，在当前强敌压城的情况下，在守城将士普遍怀有恐惧和怠惰情绪的情况下，不宜开城出战。一旦出城战败，金人则可能乘机而入，后果将不堪设想。宋钦宗不愿冒险，对于未来结局，他仍然怀有一份侥幸和一丝幻想。
另一个人物是太学生丁特起。当时城内的太学生们，对于时局都很关注，对于战事都很关切。丁特起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见朝廷对于金军攻城，只是以兵随宜应对，并未表现出坚决用兵之意，似乎仍要寻求和议。于是，他上书论述，提出了“金人有三可灭之理，而用兵有五不可缓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