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钦宗觉得唐恪很有见识，于是，在免去徐处仁、吴敏宰相后，拜唐恪为少宰。宋钦宗对唐恪寄予厚望，期望他能像当年治水那样勇于负责，敢于担当，挽救时局。
朝廷于是组成了以唐恪为宰相的新班子，班子其他成员为：何栗任中书侍郎、耿南仲为尚书左丞、陈过庭为尚书右丞、李纲知枢密院事（仅挂名而已）、聂山同知枢密院事。
聂山原任开封尹，升任同知枢密院事不久，奉御笔改名为聂昌。
宋钦宗为何要给他改名？有这样一种说法：宋钦宗曾做一梦，梦中为两日所逼，颇为烦恼。有人建议，可以给聂山改名为聂昌，以此化解。昌者，双日也，将双日送给聂山，因他性格刚烈，可以镇服或驱避灾祸。宋钦宗觉得言之有理。
这天，宋钦宗对聂山说道：“山，大物也，何以为名？周昌有抗节之义，卿可改名为昌，如何？”
聂山回答道：“臣素慕周昌为人，乞改名昌。”
当时，大臣们对皇上为何给聂山改名都莫晓其意。有人猜测皇上可能是要让聂山出使金国，于是给他赐名。
以唐恪为宰相的新班子，对当时局势的判断与对策仍然分歧很大，仍然争论不休。
聂昌刚上任时反对割地议和，对战胜金人很有信心，他向宋钦宗献策道：“三关四镇，乃国家藩篱也，听说欲割让给金人？若金人得地后一旦渝盟，我将何以制之？愿勿轻与。希望陛下传檄天下，兵集都畿，坚城守以遏其冲，简禁旅以备出去，壅河流以断归路。前有坚城，后有大河，劲兵四面而至，金人若胆敢南下，则堕吾网矣。臣愿激合勇义之士，设伏开关，出其不意，扫其营以报。”
聂昌的这番豪言壮语，让宋钦宗听了不禁热血沸腾。宋钦宗当即命聂昌全面负责军事工作，并可便宜行事。然而时间不长，聂昌见河东官军屡战屡败，于是改变看法，转而赞同议和。
深得宋钦宗信任的耿南仲，自始至终力主议和。他主张效仿澶渊之役的办法，以三镇赋税来赎三镇土地，以换取两国和平。如果金人不同意，则必须忍痛割地求和。在他看来，战则必亡。
以扳倒王黼而闻名于朝野的何栗，坚决反对割地求和，他说：“三镇，国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况金人变诈罔测，安能保其必信？割亦来，不割亦来！”
当时情况下，似乎就面临着这样两种选择：非战即和，非和即战。此外，别无选择。作为宰相，唐恪也没有济时之大略，也想不出更好的御敌保国的办法。他权衡利弊之后认为，还是割地议和，比较稳妥。
可是，何栗坚决反对，他与唐恪在御前会议上展开了激烈论辨，他说道：“河北之民，皆吾赤子。如若弃地，则并其民弃之，岂为父母之意哉”
何栗建议，立即组建四道总管，以胡直孺、王襄、赵野、张叔夜四人负责。同时向全国各地派遣使者，令诸路统兵入京增援。
宋钦宗觉得何栗所言有道理，表示赞成。而唐恪、耿南仲、聂昌则认为此方案不妥，他们坚信和议是救国的唯一途径，他们共同表示：“百姓刚要休养生息，却又要调发不已，若让金人得知，奈何”于是，传檄之议暂停。
宋钦宗最终采纳了主和派建议，决定向金国遣使求和，以租赋赎三镇。
宋钦宗令侍从台谏，马上各举荐三位可担任使臣之人。有侍从向宋钦宗举荐太常博士李若冰可以出使，宋钦宗马上召见他。可是，对若冰这个名字，宋钦宗有所反感，他说：“若犹弱也，冰犹兵也，兵不可弱！”于是，赐名若水，任命他为秘书省著作佐郎。
八月二十日，张灏兵败文水的消息传到了东京，朝野上下为之震惊。当时，宋朝君臣尚不知道金国已秘密向宋朝宣战，已再次兵分两路，直指东京。
宋钦宗最担心金人纵兵深入，他急忙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采纳主战派何栗的建议，设置四道总管府，即以东京为中心，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设置四道总管府，组建四道防线进行防御，以保卫京都安全。以大名府知府赵野总管北道，范讷副之；以河南府知府王襄总管西道，孙昭远副之；以邓州知州张叔夜总管南道，高公纯副之；以应天府知府胡直孺总管东道，朱胜非副之。宋钦宗授予各道总管府以特权：事得专决，财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诛赏。宋钦宗令他们立即做好备战，紧急之时，将以羽檄召之入卫京师。
另一方面，采纳主和派耿南仲的建议，决定向金国朝廷与金军分别派出使者，请金人暂缓进军。宋钦宗令刘岑以太常少卿身份充计议使，出使大金国；令宗泽以宗正少卿身份，出使宗望军中；令李若水以秘书少监身份，出使宗翰军中。宋钦宗限他们七日内离京出发。
同日，侍御史胡舜陟上奏，论御戎之策。他奏道：“臣观汉唐以来御戎之策有五：曰和亲，曰守备，曰征伐，曰抚定，曰羁縻。皆因时而为之。和亲守备，则施于夷狄强盛之时，汉高帝是也。抚定羁縻，则施于夷狄衰弱之际，汉宣帝光武是也。至于征伐，或施于强或施于弱，必先以中国富盛，兵甲精锐，我有万全之势，彼有可乘之隙，然后可举，汉武帝唐太宗是也。
今国家承巨奸误国内侍持权之后，海内虚耗，帑藏空竭，军律不振，士不为用，金寇乘时，肆其猖獗，长驱乎中原，围守乎巨镇。而我动天下之兵，敛四海之财，不能少挫其锋，此则夷狄强盛之时也。彼强我弱，兵不可妄用。而朝廷必欲以兵困之，不度彼己，王师轻动，于是种师中败于榆次，解潜败于南关，折可求败于汾州，刘仲元败于大安驿，实犯不韪，自取挫衄。以汉高祖之神武，而又有谋臣猛将不世出之材，破秦项如振槁，犹甘受冒顿之困，不敢与之校。乃知夷狄强盛，制之当自有术，不专以兵也。
所谓讲和守御二策，诚今日之先务。朝廷先遣三使往议和好，可为善矣。更务自守，二策并用，善之善也。伏观今日命将出师悉援太原，如救焚援溺，其势可谓急矣。介胄之士，孰不欲踊跃而前？缙绅之士，孰不欲抗议督战？然兵家善教，见可而进，知难而止，不敢必也。苟不可进必使之进，犹羝羊触藩，何利之有？徒丧军气，非惟不足以救太原，适足以取自弊之道。兵浸单寡，则有不测之祸，不可不虑。
臣愿陛下以汉高祖为法，与之讲和；以汉文帝为法，自为之备。诏宣抚司，勿督诸将决战，且据要害坚壁固守，以养士卒之锐气。竢彼有可乘之隙，我有万全之计，相时而动，以奇取胜天下，幸甚！昔突厥方盛，唐太宗不得已而事之，未几，擒颉利于北阙下。夷狄盛衰无常，臣谓陛下广宏巨之量，姑含垢忍耻以俟之，未为晚也。臣自闻河东失利，臣为陛下朝夕深思，窃谓我国爱权宜之计，无出此者。狂夫之言，圣人择焉，伏望陛下断而行之。”
宋钦宗下令，将胡舜陟这份劄子传阅诸将，以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