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军大胜奴贼给京师百姓带来的喜悦之情尚未完全消退，成国公和襄城伯两家豪门被瞬间连根拔起的消息便迅速传播开来。
京城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议论这个话题，当知道两家将朝廷军械私售给建奴时，民间的yú露n一边倒的站在了朝廷这边。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最令人切齿，几乎所有人都支持并同情着皇帝。自家的奴才偷窃主人的财物不说，还把主人家的粮食偷出来，卖给时常来主人家讹诈抢劫的泼皮混混，这种人就该千刀万剐才对。
成国公一案在剩余的勋贵府中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两百余年的世袭公伯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勋贵们在兔死狐悲的同时，也对崇祯的冷血无情产生了无比的恐惧感。除了早就站在皇帝这边的阳武侯等人外，其余的勋贵都严厉告诫家人仆从，从此要夹着尾巴做人，要是谁敢在外打着府上的名hào招惹祸事，立刻逐出府中。所有勋贵们的佃租全部降为十四，使得佃农们终于有了可以饱腹的口粮。
文臣们在看热闹的同时，也对皇帝的手腕暗自心惊。当时在场的除了李邦华、常自裕以外的所有人，事后都认定，皇帝怕是对两家隐忍已久。在确定勇卫营的存在能消弭京营的不确定因素后，皇帝抓住机会雷霆一击，打了两家一个措手不及。朱纯臣与李国桢两人别说没想到会有如此无妄之灾，就算事先有了准备，也根本经不起勇卫营和东厂、锦衣卫的联合打击。皇帝真是变了，不再是那个急躁易怒，多疑善变的皇帝，变得睿智沉稳，行事有方，深不可测，变得不太好对付了。
数日之后，四海商行的车队终于满载而归，带回来的大批马牛驴羊等牲畜及皮毛、草药、毛毡。干乳酪等物资，几天之间便被京城的个大商户qiǎnggòu一空，然后被商人们分销向大明各地。
四海商行的第一次出塞可谓大获成功，原因很简单：范永斗等人虽然被诛，但八家名下的掌柜伙计都安然无恙。这些人都是经商多年的老手，对几条商路以及蒙古部落都是熟稔无比。在四海商行给其加薪以及透露背景的双重作用下，个个都是分外卖力，都想在新东家面前讨个头彩，以便得到拔擢赏识。至于死去的老东家们，虽然也不错，但大伙儿都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老东家们虽然没了，可生活还得继续不是？谁当东家都无所谓，只要大伙儿能从中得利就可。
四海商行有两个掌柜，分别出自新乐侯与太康伯府上，两人都是府中的外事管家，平日负责打理府中的各门生意。虽然没做过太大的买卖，但大小生意其理相通，尤其是这种框架完备，只需派人总章的行当，就算管事胡乱决策，也会被下面的掌柜们给驳回，二人只需掌管好账目和人事便可。反正崇祯没经过商，对其中门道所知甚少，他采取的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策略，至于其中是否有猫腻就不管了，只要别太过分就行。又想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混账行为，崇祯自问做不到。人家跟着你不是来无私奉献的，人家也要银钱养家糊口不是？
此次抄没朱纯臣、李国桢二人家产，又让崇祯大发一笔。二人都是数代积累，家资甚豪，尤以朱纯臣为重。东厂从其家中抄的现银五十二万余两，其余的酒楼布行、粮店米铺、盐店青楼数十间，除了几家青楼酒楼分别归属东厂和锦衣卫以外，其余的店铺全都归于四海商行名下。百万人口的京师乃当世第一大城，聚集着无数豪门显贵，商贾大亨。这些商铺都是位于京师的黄金地段，若是妥善经营，每年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
李国桢家产比朱纯臣稍逊，但也抄的现银二十余万两，店铺若干。两家在京郊的田地多达数十万亩，这些田地暂时还没划到皇帝名下，崇祯还有其他打算。
看着抄家的清单，崇祯喜笑颜开，冲动之下甚至想把京城所有实权文臣，以及薛濂等人以外的勋贵家全部按上罪名查抄一遍。不过这个念头刚起来便被他压制下去，他不想作死。他不怕贪官，现在的制度也很难消除贪官的存在，就算把现在的这些所谓贪官全都杀掉，谁敢保证换上来的都是清官？就算换上来的人开始都很清廉，但以后呢？
千里做官只为财，人都是有私心的。成熟的人讲利益，幼稚的人谈情怀。不怕你贪，就怕你没有能力，不为百姓做事。与其让清廉迂腐之人掌权，不如让虽私德有亏，但能办实事，能自己吃肉还让百姓喝汤的人上台。
穿越文中那些回到古代大杀特杀的人都是些头脑简单的人，那种智商的人五十集电视剧能活过两集就不错了。认为杀人可以解决一切，甚至有人用后世某个朝代的某个阶段举例。可那个阶段虽然贪官污吏极少，但生产力极度落后，导致中华民族失去了宝贵的几十年黄金发展时期。崇祯不认为大家都吃糠咽菜，生活简单就是幸福。那是自欺欺人的想法，非常幼稚。
在崇祯的计划中，制订严格的多重监督制度，预防大面积的发生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皇权不下乡的时代，州县一级是直接面对百姓的最基层zhèngquán，其权利非常大，也是最应该受到监管的。
破家县令灭门府尹，这句俗语将这一级主官的权利非常形象的表达出来。
崇祯打算等国内局势彻底稳定以后，将督察院以及锦衣卫这样的监督体系下放到州县一级。采取后世的做法，每个州县都要派驻监察御史和锦衣卫，在监督主官的同时，两者更要相互监督。因为文臣和锦衣卫的天然敌对属性下，两者甚至三者同流合污的情况基本不可能发生，彼此都互相提防，这样就能更好的制约州县主官的权利，最大程度的预防的发生。
刑部和大理寺也要向地方派出常驻机构，刑狱诉讼这一块划归这两个部门管辖。大案命案审理时，地方御史以及锦衣卫要旁听并记录，这也是制约滥用权力的一种方式。
地方官主要负责民政事务，不得插手司法事务，这就极大的削弱了地方官的权利，使其以权敛金的通道进一步变窄。
分权，这就是崇祯的打算。
现在的御史大多属于走穴性质，每个省只有一名巡按御史。就算他勤勉称职，在交通条件极不便利的情况下，一年他能走几个府县？在一个府县待几天能起到什么作用？很轻易的就能被地方官糊弄走，更别说其中的背后交易了。所以说，监察御史必须派驻地方府县，而不是到处走马观花，让某些御史借机捞的盆满钵满。
还有就是州县的胥吏衙役，这些人才是积累民怨最大的祸首。就算县令知州清廉公正，但因为他们很少走出衙门，所以很容易被胥吏衙役勾连隐瞒。更兼这些人都是本土人士，彼此之间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有的胥吏数代在衙门里办差，形成了庞大的关系网和巨大的权利，普通百姓所受的压榨直接来自这些人，而百姓最终会把怨气归结到朝廷身上。
这些人是最让宠臣头疼的。不管是维持地方治安，还是收取夏秋赋税，所有和百姓相关的官府行为，都要通过这些人去执行，如何去监督xiànzhì他们，最大限度的保证公平正义的存在，这有点复杂。
目前为止，崇祯只想到了打开上升通道这一点。
胥吏们因为不是科班出身，所以终身晋级无望，所以就把心思用在了捞取钱财上。如果能让他们有前途，能做官，再加其他措施的制约，应该能降低或减轻对百姓的伤害。但若是打开这些人的上升通道，势必会侵犯到那些读书人的利益。在这个文人主政的时代，得罪天下所有文人的事可是不智之举，难道还要如某些无脑穿越者那样杀杀杀吗？要把所有人都杀光吗？那样和蒙元满清有何区别？汉人杀汉人有意思吗？难道不容别人说个不字吗？
唉，想想都头疼，崇祯双手揉着太阳穴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