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县在元朝时就已经有了建制。元十四年（1277年），朝廷在上海镇设市舶司，衙门就在今天的光启路上。当时上海市舶司与广州等地的市舶司齐名，是全国7大海关之一。
到了明代，拜官府捉摸不定的海禁政策所赐，整个国家的海贸和与此相关的科技发展反而倒退了不少。像市舶司这种产物，在隆庆开关以后就只剩了广州一家，其余的则全部被官府撤销
而熊道这次的任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要“重开市舶司”，“重建国内第一外贸港”，可谓是任重道远。
当座船来到上海县外时，已然是掌灯时分了。
虽说从规划上讲，明代的上海不过是个县城而已。但是从繁华程度上来说，此刻的上海县，城里城外一片灯火，绵延关厢东西各五里，市场，客栈，佛宫，酒楼，贾肆，鳞次栉比，俨然一副江南巨镇的模样，说是明代版的“十里洋场”也不为过。
这种嚣华场面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无论朝廷在海贸方面如何消极，但是上海的区位优势是不可改变的。作为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点，上海地理位置优越.从此地出发，无论北上京津，还是南下闽粤，抑或是渡海去日本琉球，航程都差不多。
即便像明人这样只做内需海贸，也足够上海县发达富裕了。而且上海县从来都不是小渔村，自宋元以来就一直是繁华的贸易港，所谓的“东南壮县”。
熊道的座船在过了金山卫后，就拐入了黄浦江，然后一路沿江而下，来到了县城大东门外的码头区，缓缓在官码头旁边的诸多栈桥中选了一条下锚降帆。
走出船楼，面对着后世寸土寸金的外滩叹了一口气后，熊道便带着众多从人下了船。在两盏富贵人家标配的煤油灯左右照耀下，熊老爷踏过跳板，和早已等在码头的地主接上了头。
地主和熊道差不多年龄，姓罗，名叫罗十之。此人身材匀称，脸型有线条，态度热情又不做作，算是有风度的老帅哥一个。
罗十之身上有个秀才功名，又是当地富商，一直以来都在大批收购熊道的货物，算是熊道的二级经销商。
见面行礼后，熊道又与侯在一旁的几个小商人寒暄了几句。这几位都是打听到此事后专程跑来熊老爷面露脸抬轿子的，要知道熊老爷现在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巴结好了，生意上随便漏一点下来就够小商人们嚼谷了。
应付完码头上一堆人情后，熊道和罗十之转身上轿，在前呼后拥之下去了城东，进了关厢三里处的罗家私宅“罗园”。
自宋以来，由于朝廷选拔人才的机制渐渐变成了科举，所以唐汉那些传承千年，把持着官僚职位的世家门阀便渐渐没了消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相对公平的科举制使得寒门士子得以入仕，用后世的话说：“为下层人士打开了上升通道”。
然而在这种制度下，宋明新兴的士人阶层因为无法垄断社会资源，所以“旋起旋灭”，“富不过三代”这种家族兴衰史，却成为了一种社会新常态。
换句话说，田地，房产这些用来传家的财富，往往是在缙绅之间来回倒手的。因为很少有家族能代代出仕，所以祖辈利用官位获得的土地和财富，后人一旦没了护身符，就渐渐守不住了。
而今天熊道来的这处“罗园”，便是罗家去岁时从一户败落官绅手里收购的。
说起罗家，也算是科举制下的又一茬新兴家族了。
罗家是太仓人氏。罗十之的大伯在万历年间就做了一任工部侍郎，而这一辈里罗十之的两个族兄又在工部和鸿胪寺做官儿，所以罗家现在也算是鼎盛人家。
在这种局面下，发迹时间短，只有两房人的罗家互相之间还算照顾，所以罗十之这个二房家主也在前几年一不小心“考”了个秀才回来。
有了秀才这个位阶后，对于留守的罗十之也就够了：他平日里是就专门负责两家在江南的生意往来。
也许是罗家专攻工部，家学渊博之故，所以罗十之自从在杭州见到熊道手中的大型木料，95#青红砖，水泥，玻璃这些建材之后，便“一见倾心”，很早就掏出了大笔银子成为了熊道的经销商。
罗十之大批进货自然是有底气的：这些物资连同匠人没过多久就被他送到了京城。那边在工部营缮司做员外郎的大兄也不是吃素的，后花园砌墙测试后，身为技术官僚的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些建材的好处。
于是大兄当即命人快马加鞭直奔江南：“家里有多少银子都拿去进货。”
于是罗十之就抢在所有观望的人之前，从熊道这里高价买了个劳什子“二级批发商”的资格，以及每年在京城销售一定数额建材的许可——现在是卖方时代，厂家不但不催促经销商完成销售任务，反而规定了每年的销售上限，生怕经销商卖多了这边生产不出来。
这之后罗家大兄很快把建材在京城打开了销路：工部的免费工匠穿越众提供的各种施工技术，使得达官贵人的府邸里很快掀起了一股换修水泥路，水泥地坪，水泥墙，玻璃窗的热潮。
与此同时，罗家大兄也借此机会结识了不少权贵，包括宫里的大太监皇宫也是随时要修缮的，自然会用到建材。
这样一来，罗家两兄弟不约而同就得到了好处：大兄这边赚到了大笔的银子，结交了臂助。而在鸿胪寺的二兄虽说是清水衙门，但是靠着家里提供的资源，他不久前已经提了一级，算是把级别先拱了上去。
从这一刻起，罗家就变成了熊老爷的忠实盟友：什么都是虚的，只有利益才能让双方捆绑至死。
这也是熊道此次来上海，偏偏住在罗家别院的原因：自己人，凡事都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