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阴城被赵军一日就攻破的消息传回了建康，病恹恹的皇帝司马岳不知是被吓的还是被气的，竟然晕了过去，不省人事。
“快！传……传庾冰、司马昱他们入宫！”
司马岳的五个顾命大臣随之入宫，他们分别是庾冰与中书令何充、武陵王司马晞、会稽王司马昱和尚书令诸葛恢。
司马岳似乎快要死了，面无人色地道：“诸卿，朕刚刚得到的消息。赵军已经攻破淮阴城，占领了整个淮南，窥视我建康，当此时局，当如何是好？”
闻言，五个顾命大臣都不禁面面相觑。
庾冰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一听这话，顿时起身道：“陛下，适逢国难，我大晋举国上下更应该同心戮力，共御外辱！当此时，臣请倾国之兵，与赵军战于长江！”
司马岳没有回话，而是又扫视了何充他们一眼：“你们认为呢？”
中书令何充有异议：“陛下，臣以为不妥。眼下赵军一日破重镇淮阴，接下来又全据淮南，对我建康虎视眈眈！赵军势如破竹之势，已经不可阻挡，而各方勤王之师又可能来不及救援建康，所以臣认为，陛下可以向石闵派出使者，议和。”
“议和？”
庾冰气愤地道：“何充，汝安敢口出不逊？堂堂的大晋之臣，先帝留下的顾命大臣竟然说出如此糊涂之话？你难道就不会有羞耻之心吗？！”
何充也怒了：“不知道是谁没有羞耻之心？庾冰，汝掌权以来屡屡北伐，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使我晋国折损数万兵马而寸土不得！你难道就不会感到羞耻吗？”
“够了！”
司马岳气的不行：“大敌当前，汝等为国之栋梁不思退敌之策，反而在此争执前尘往事！你们还把朕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吗？！”
“陛下息怒！”五个顾命大臣都不禁跪下，叩首，表示自己很惶恐。
“咳咳咳！……”司马岳怒火攻心，真是气极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司马岳又缓过气来，说道，“议和之事，断不可为之。我们晋国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何充的神色不禁暗淡下来。
庾冰又连忙道：“陛下圣明！陛下，眼下我大晋还有可战之兵数十万！别的不说，建康就还有数万兵马可用，只要陛下下令，建康还可以拿出十万兵马来对付天杀的赵人！”
听到这话，何充又忍不住在一侧冷嘲热讽地道：“庾大人，你那所谓可用的十万之兵，只怕是连陛下的宫中宿卫，还有建康的差役都算上了吧？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眼下赵军来势汹汹，水师加陆军，号称三十万兵马！虽然其兵力不会那么多，但是至少也有十余万！而且全是身经百战的精锐之师！你如此拿陛下和咱们大晋国的国运去冒险，究竟是何居心？”
“何充！居心叵测的是你！”
庾冰与何充二人似乎是不对付的，两个人就跟火药桶一样，一点就着！
庾冰怒道：“现在我很怀疑你的险恶用心！我大晋军力仍在，只是丢了一个淮南，难道就把你何充吓破胆了？啊！与羯贼议和，这样的事情你去做！我庾冰虽不得流芳千古，但也不做遗臭万年的事情！”
何充听到这话，“呵呵”地冷笑了一下，说道：“庾大人，你这话倒是说得大义凛然的，但是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把陛下，在把咱们大晋往火坑里推？公不见永嘉之乱乎？”
“当年的永嘉之乱，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难道诸公想重现当年永嘉之乱事乎？”
永嘉之乱，可谓是引起“五胡乱华”这个乱世的重大事件！
西晋惠帝时，朝廷腐败，发生八王之乱。
永兴元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于离石（今属山西省），国号汉（后来的前赵）。
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其子刘聪继立。次年四月其将石勒歼晋军十馀万人于苦县宁平城（在今河南省鹿邑县），并俘杀太尉王衍等人。
同年刘聪又遣大将呼延晏率兵攻洛阳，屡败晋军，前后歼灭三万馀人。
六月呼延晏到达洛阳，刘曜等人带兵前来会合，攻破洛阳，纵容部下抢掠，俘虏怀帝，杀太子司马诠、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馀人，并挖掘陵墓和焚毁宫殿，史称“永嘉之乱”。
大量人口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史称“衣冠南渡”。
这为东晋偏安一隅作了预备，大量的侨州侨郡的设立，深刻地影响了东晋的政治面貌。同时，客观上促进了长江中下游经济的发展，华夏古代经济中心进一步迁往南方。
一般认为，现代闽南人的始祖，大多是来自于此时期汉人大规模南迁入闽的中原人。
两汉以来，不断与西北外族作战，战后基于“柔远人也”的观念，把投降的部落迁入塞内，与汉族杂居。
如汉文帝时，晁错建议用重赏厚酬招胡民实边；汉宣帝时，纳呼韩邪“保塞内附”；东汉光武亦曾徙南匈奴数万人居西河。
凡此种种，皆为“容胡”措施，即使曹操将降附的匈奴分为五部；分别居于山西汾水等地，也不能挽回局势。
东汉末，政府与州郡为挽救战乱的颓势，乃以降服的胡人为兵，保卫疆土，如汉灵帝以南匈奴兵助平黄巾。
魏晋政府亦继承这“用胡”政策，曹操用氐族兵、晋武帝以匈奴人刘渊为北部都尉、惠帝更以刘渊为五部大都督。
五胡盘据中国北部，产生不少危机。
匈奴最早内徙，至汉末已散居山西(并州)一带；羯为匈奴别支，居于并州、污庭。
曹魏更将匈奴编入军队，增强战斗力。至于羌氐，早在汉时已叛服不常，为半耕半牧的民族，并保留酋长制。
惠帝末年，凉州、益州杨千万、齐万年之乱，便是由氐、羌人领导。诸族内徙中原，情况十分严重。
武帝时，郭钦指出“西北诸郡，皆为戎居”。惠帝时的江统亦强调关中百多万人口中，“戎狄居半”，并州匈奴五部之众，人至万万。随时会引发变乱。
西晋初年，不少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渭二水流域，势如弧形，包围晋都洛阳，形势极不利。
故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钦请徙胡族于塞外，并以汉人实边以绝胡患，武帝不纳。
惠帝元康元年，山阴令江统作《徙戎论》谓，若不立刻徙胡，晋室岌岌可危。亦不为惠帝接纳。
当时形势已积重难返，既无法徙胡，即使要他们“各附本种，还其旧土”，亦不可能，故所有徙胡之议，成为一纸空文。加上政府容许胡人移入，却不教化，只有加深胡汉两族的矛盾；又以胡人为兵，这情况于八王之乱时更普遍，如王浚，司马腾用鲜卑人，成都王则用匈奴。
在用胡策略下，胡人尽知西晋国力虚实，只要时机一到。便起兵作乱。
内徙的胡人常受官吏压逼，《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数为小吏、黠人所侵夺”、“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
晋初仍对胡人大加赋役，于胡汉互市时，胡人常被侵渔；管治胡人的边吏，更对胡人大加杀戮，《晋书阮种传》载：“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陷利，妄加杀戮。夫以微羁而御悍马，又乃操以烦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
江统《徙戎论》指出：“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可知胡人久受汉人压逼，积怨甚深。有些胡族更“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向中央提供力役及赋税；有的被贩卖为佃客或奴隶，如山西太原，“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甚至到处贩卖，以充军资。
如石勒少年时，即曾被贩卖至山东。故胡人“与关中之人，尸皆为雠”。
永嘉之乱的爆发，可说是胡人反抗的高峰。
魏晋政治黑暗，士大夫虽身系国家要职，为求明哲保身，崇尚清谈，相率鄙弃政事俗务，以此为清高，如王戎、王衍、乐广等，位居三公，平日不论世事，《晋书王衍传》谓：“(王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以戮力匡天下，犹不至今日。”
一切政务尽交幕僚处理，形成胥吏政治，政局一片暮气。
士人缺乏气节亦是败亡关键，此与清谈强调出世有关，故当外族入侵，“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取者。”
世族如琅琊王祥、荥阳郑冲、陈国何曾、河内山涛等，皆无报国之心。
钱穆《国史大纲》谓西晋由君主至世族皆无气节，如匈奴刘聪问晋怀帝为何有骨肉相残之事，怀帝说：“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
怀、愍二帝被俘，为偷生而愿为刘聪仆人。贵为三公的王衍，竟劝石勒称帝。
故钱穆评谓：“君臣男女，无廉耻节，犹不如胡人略涉汉学，粗识大义。”
全国上下皆无气节，加上两重君臣观念，将相大臣因势变节，西晋岂能不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