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朝，冉闵还很懵逼，便将王猛留在了建章宫，坐而论道。
“景略，今日的大朝会上，你为何站在文章的那边说话？寡人想要富国强兵，就不得不变法，而变法就不得不推行均田制，而均田制想要顺利推行，还要效果显著，就不得不进行人口普查，而想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就必须要推倒士族这只拦路虎！”
“但是士族们绝不会配合均田制的推行，也不会让我们顺利进行人口普查的。他们这么多年来不知道藏匿了多少的人口！这一次的高煜之死，就是寡人要铲除宗主督护制，铲除士族豪强的坞堡的一个契机呀！”
冉闵有些愤慨，有些不解，花费了这么大的气力，好不容易抓到了颍川陈氏的小辫子，正想要扩大影响，利用这个事件大做文章，对士族们的坞堡下手呢，可是王猛这厮怎么一点都不配合，反倒还跟他对着干呢？
王猛淡淡的摇摇头道：“大王，请恕臣下直言，关于此事，大王你做得确实不厚道。须知法不诛心，唯论言行！这，才是法家之精髓，这，才是变法之精髓呀！”
“此话何意？”冉闵有些不解。
王猛侃侃而谈道：“大王，你不能随意凭借自己的主观臆测来确定一个人的好坏，行为是判定一个人功过的准则。命令或法令一经公布，就严格执行，如有违犯，就依法论处！”
“而现在高煜确实是死在了陈氏的坞堡之中，这是事实，但并非铁证。要给一个人定罪，需要证据确凿，使其百口莫辩，但凡人证物证俱在，谈何辩驳？但是大王你没有，你只是凭借着主观的臆测，凭借着个人的喜好，带着个人的目的去盖棺论定，这不是在给咱们的变法增添许多阻力吗？”
还给变法增添了阻力？
冉闵更是不解。
但是冉闵已经明白了法不诛心的意思。
“法不诛心，唯论言行”，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思想之一。
法不诛心，对罪与非罪进行了明确规范。
将“法不诛心，唯论言行”应用于司法实践，有效厘清了人的内心想法与言行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
简而言之，就是确定一个人是否犯了罪，要看他的言行是否是法律明文规定禁止的。法律不惩治人的内心想法，只惩处有现实危害的触犯法律言论和行为。
王猛继续道：“大王，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在法不诛心，唯论言行的理念指导下，人的内心思想是不触犯律令的，也没有写进律令。即使有人主张对思想危险的行为进行惩处，官府也应以罪刑法定为依据，作出无罪推定，而不是作出有罪推定。”
“法律可以禁止人的言行，却无法禁锢人的思想。对于每个人来说，内心的思想总是很活跃，也不乏危险的思想。比方我们和某一个人发生矛盾，或者某件事令我们很气愤，内心甚至会产生将对方杀死一百次的想法。但事实上，那只是一时之气，心情平复之后还会对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羞愧。”
“要是法律诛心，对人的内心思想以犯罪进行惩处的话，恐怕世上没有人不犯罪的了。法不诛心，唯论言行能有效防止别有用心的人以法律之名，行泄愤、报复、迫害他人之实。”
看着冉闵似懂非懂的模样，王猛笑了笑：“大王，臣说了这么多，你都听懂没有？”
冉闵颔首道：“景略，你说的这些寡人都知道。寡人也知道作为一国之君，应当以身作则，不应该滥用职权，公报私仇，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将刑事擅自扣在一个人的头上。”
王猛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冉闵起身，向着王猛作揖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景略，寡人自知这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寡人想要新法顺利推行下去，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这不是大王你将罪责强加于别人身上的借口。”
王猛幽幽地叹了口气说道：“大王，须知法家主张的是法治而非人治。”
“噢？这法治为何？人治为何？”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人治之思想，在于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
“儒家重视人治，主张为政在仁，法固然不可缺，但执政者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人治主张君主以身作则，施德行仁，并尚贤使能，任用得力官吏推行礼治，以达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境界。”
“简而言之，就是主张把人治与礼治、德政结合起来。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难道是大王你想要的吗？”
“不，这不是寡人想要的。”冉闵果断地摇摇头。
王猛又道：“推崇人治，不是不可以富国强兵，但是局限性有限，除非是贤明的君主在位，不然国家想要强大绝无可能。如春秋时的齐桓公，战国时的齐威王，他们都是依靠人治来使得国家强大的，但是富不过三代，他们一死，国家就渐渐衰落了。”
“何以也？就是因为主张这种国策的国君薨了，而继位的国君又施行了另一种国策，故而这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反之，就是法治。人治与法治是相对的，最为鲜明的例子就是战国时的秦国！秦孝公重用商鞅进行变法，使秦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濒临灭国边缘的西陲小国，一跃成为了战国七雄，乃至于后来的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为何齐桓公薨后，齐国的霸业就没落了？但秦国却是在秦孝公、商鞅相继去世后，秦国却是愈加的强盛，甚至是长达百余年几代人的强盛？这就是人治与法治的区别！”
王猛掷地有声地道：“人治，人还在，政令就能继续推行下去。但是人死了，政令也将不复存在！而法治，则是人无论生死，国策不变的情况下，即便是出现了碌碌无为之君，国家也还能强盛下去！政令也还能继续推行下去！”
人治，即德治。
华夏古代德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主张，但实际上并没有哪个朝代使用单一的治国方略，基本上是并用的，不过区别的是各有侧重。
同时，也应看到，很多时候，德治和法治都服务于皇权。所以，实际上会表现出三种情况：
一、皇权至上，德法兼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都是这样，这是典型的人治。这又分两种情况，君主推崇德治，那么身后多数能拿个仁宗、孝宗的庙号，而推崇法治的强势君主就复杂了，如秦始皇、隋炀帝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讨论。
二、法治为主，德治为辅。这种情况一般是君主较为弱势，相权或其它权势强于皇权，如曹操时期。
三、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一般是什么德宗、宁宗时期，皇帝或许儒弱，同样也有权臣。
华夏古代，虽说儒治、法治方略是基于在人性前提，比如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企图依赖思想教育（德育）或法律惩罚（律法）来进行国家统治，但是最终强化的还是君权为核心的统治结构，君主变化了，治国方略就会有变数。
因此，能继承和坚持先皇治国方略的，多数不会是糟糕的朝代，比如文景之治，仁宣之治。
冉闵听了王猛说这么多大道理，总算是听进去了，于是让人把陈亮无罪释放了。
“景略，但寡人对宗主督护制深恶痛绝，还是想要铲除各地的坞堡，解放被藏匿的人口，你何以教寡人？”冉闵虚心纳谏。
闻言，王猛云淡风轻的笑道：“大王还想不明白吗？大王代表的是朝廷，是大魏国的主君，铲除坞堡，解放被藏匿的人口，这本就是伸张正义之举，大王又何必遮遮掩掩地搞这些阴谋诡计呢？恕我直言，大王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派兵去要求士族自行捣毁壁垒，释放奴隶。”
冉闵听到这话，顿时眼前一亮！
对啊！
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干嘛这么瞻前顾后的呢？
要知道，历史上铲除坞堡的王朝可不在少数。
东汉建立后，汉光武帝曾下令摧毁坞堡，但禁之不能绝。
此后各个朝代都有打击坞堡的战事，远的不说，就羯赵一朝，石勒与石虎都曾不遗余力地攻破中原各地的坞堡。
就连冉闵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做过乞活军的将军，在坞堡里反抗赵军的入侵！
冉闵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派兵去攻打各地的坞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