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  第五章、对峙

类别: 历史 | 两晋隋唐 | 勒胡马 | 赤军   作者:赤军  书名:勒胡马  更新时间:2019-05-01
 
陶侃北御刘虎,乃使后军佐刘夜堂留守大荔,刘夜堂在郃阳、夏阳二城各置半营,以护守渡口——郃阳是右副督董彪,夏阳是左副督周晋。

去岁胡汉境内大蝗,刘粲不敢妄动,被迫蛰伏着舔舐伤口,据报今岁很可能是个平年,那么在搜集了一定的粮秣、物资之后,他很可能在秋冬之际渡河来攻,对此,周晋自然是有所认知的——而且陶侃事先也打过招呼了啊。只是就总体实力而言,如今关中之比胡汉,不足其半,就军力而言,却超过了胡汉的六成(都暂不考虑徐方),则刘粲必不肯分军于河上各段齐渡,即便分军,主力亦当甚为分明,唯一路是正,余皆骚扰罢了。那么,他究竟会从哪儿来呢?

周晋就这个问题,自己也闷着头仔细琢磨过,最终得出的结论:自己这儿最为凶险!

刘粲若自蒲坂涉渡,必然直面刘夜堂的留守主力,除非能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踏平大荔,否则若等长安等处的援军到来,必致铩羽而归。那么刘粲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攻克大荔吗?在周晋想来,刘曜尚且不成,况乎刘粲?

终究他在河南是跟刘粲见过仗的——虽说当时刘粲主要对阵的是兖、豫的祖军——隐约觉得此獠用兵之能,比起刘曜来还要略略逊色一筹。年纪轻嘛,过于操切了,兵行时欠缺圆融之态。

而若刘粲从郃阳涉渡,就会面对来自北、中、南三个方向的晋军夹击,实在也非上策。

所以最大的可能性,刘粲会从夏阳西渡,妄图先切断夏阳与冯翊腹心之地的联络,再攻夏阳,以图在河西立稳脚跟。

可惜猜测终究是猜测,不可能完全依照猜测来决定军事部署。倘若认定了夏阳,刘夜堂将主力来合,刘粲却最终自他处涉渡,不正好批亢捣虚,直入晋土吗?则大荔乃至冯翊一郡皆危矣!同时周晋也不可能把麾下两千多人全都屯去渡口附近,一则军士无城可依,却长期驻在野外,士气会受到影响,物资转运、屯积也不方便,二则若正在与胡军激战之际,却被敌方一支偏师偷袭了夏阳,那时候就欲哭无泪了。

故此周晋还是屯驻在夏阳城中,同时严密地关注着渡口的情状。倘有胡军来渡,渡口坞堡燃起烽火,周晋及时点兵出城,十里路程,瞬息即至,完全来得及把胡军给堵在渡口阵地上。再者说了,河东还有包括薛家在内的不少内应在,更应该提前把消息传递到夏阳来吧。

终究胡军大规模调动,是很难瞒得住人的,在周晋想来,倘若薛涛不能预先探得讯息,在刘粲封锁渡口前把信送出来,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此獠假意归顺,其实附胡久矣!

他当然不可能想到,刘粲竟敢率少量部曲精锐先至汾阴,封锁渡口,同时亲自跑去挟持了薛涛;他更不可能想到,薛涛被逼无奈之下,竟率敢死士先渡,急袭渡口坞堡……

所以等周晋得报,渡口有烽火燃起,急匆匆率兵来救的时候,才刚走半道儿上,迎面就撞见了败兵,禀报说胡势甚大,无数舟船穿波逐浪,一时俱西……周晋心急如焚,亲率部曲百余骑驰向渡口,而等他到的时候,河岸上已经乌压压的全都是胡军旗帜了。

此时最北面的堡垒尚且未陷,不足百人的守兵遭到近千胡军围攻,尤其南面坞堡中还有胡军引弓射来,从侧面对守兵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亦已岌岌可危。周晋拨马拧枪,率部直冲过去——平原之上,骑兵称雄,而胡兵才刚登岸,多数还没有马匹,竟被周晋一轮急冲,手杀二将,当即驱散。

跟着薛宁登岸的第一批胡军勇健,真正千里挑一,不仅仅个人斗战技能强悍,而且多能乘舟,故此才上岸便能挺械赶杀渡口晋兵——这一拨,都已经死得七七八八了。第二批登岸的也是精锐,有数千人,但大多数并不习惯河上风浪,下船的时候腿脚都是软的,甚至有些在船上就已经吐得苦胆都快破了,战斗力跌到了谷底,因此才能被周晋急冲而散。

然而只剩下了一座堡垒,即便周晋带来这百余骑兵都不容易全塞进去,几乎无所凭依。他再抬头一瞧,河面上仍有无数舟船乘风破浪而来,且有不少逆向而行的很明显是空船,欲往东岸去再接胡军。周晋心说完蛋,此非佯攻,也非骚扰,果然我夏阳乃是胡军主攻方向!瞧这架势,打算从夏阳涉渡的可能不下三四万人,即便渡口堡垒不失,再加我带出城的两千人,也根本无力遏阻——顶多就是多扛几天,以期援军尽早抵达罢了。

而如今堡垒多失,止余一座,我后面的步卒却还没能赶到,胡军倒是不停歇地还在陆续登岸,再无胜理……即便我继续呆在这儿,也于事无补啊!

他心中猛然一动,当即扭过头去,将目光投向不远处的第三座堡垒。只见堡上一将,无盔而头戴小冠,身披软甲,浑身是血,手里还提着血淋淋的长刀——不是薛涛又是哪个?!

想当年薛涛秘密渡来冯翊,经过陶侃的介绍,南下长安去谒裴该,周晋也曾经跟他见过一面。当下二人四目相交,薛涛不禁苦笑,急忙倒提长刀,朝着周晋略略一揖;周晋勃然大怒,当即按下长矛,抽出弓来,搭上一支重箭,瞄准了薛涛就是狠狠一箭射去。薛涛急忙将身一侧,以反手刀相格,将来箭斩作两段,随即抱头下堡去了。

周晋咬牙切齿地关照部曲:“记清此人相貌,异日阵前,有能取其首级的,我亲自上报大都督,加勋十转!”随即救出堡中残兵——有几个重伤难行的,也只得黯然放弃——率部缓缓而退。

胡军才登岸,尚未整列,组织不完,眼见最后一堡也可夺下,纷纷操刀冲入,却不敢贸然去追周晋。

周晋之用兵,受刘夜堂影响很深,临阵虽勇,调度却极谨慎。倘若是甄随在此,估计二话不说,先把岸上胡军杀个对穿,然后召唤步卒前来,反复骚扰,不使彼等顺利列阵,以延缓大军登岸的时间。周晋可没这种胆量,更缺乏乱战的指挥力,只能勒束兵马,暂退夏阳。

其实虽然袭得六堡,初登岸的胡军勇气一泄,正是最虚弱的时候。要知道刘粲为了急渡黄河,杀晋人一个措手不及,渡河的准备做得并不够充分,船只缺乏统一号令,再为风浪所激,时常乱作一团,甚至好几条船撞在一处,竟致倾覆,船中胡兵泰半沉底——数日后,于郃阳乃至蒲津渡口,就能见到不少的浮尸。

故此若周晋不顾伤亡,挥师猛攻,是大有机会将这才登岸的数千胡军杀败的。当然啦,他很难遏阻后续胡军来渡,并且其后是不是再有兵力守备夏阳,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且说周晋退归夏阳,当即就城中点集青壮,上城护守——至于城守器械、物资,倒是早就齐备了。可是一等就是一整天,也不见胡军临城……因为这次刘粲发屠各、匈奴主力前来,并挟裹了不少的氐羌乃至晋人,总兵力达到七万余,不可能一日间都能得渡。而且为了重整队列,再让晕船的士卒好好休歇,又耽搁了他不少时间。

这或许是刘粲涉渡前所没有想到的吧……也或许他想到了,但无可奈何,若求急渡,就必须要冒这种风险啦。

陶侃原计划率军前往郃阳,再增添夏阳之守,但他才走到半道儿上,就听说了刘粲西渡的消息,不禁捻须叹道:“本以彼来迟,不想来急……”匆匆率部进入郃阳城,与董彪会师。董彪所部两千余人乃是生力,当即出城北上,去探夏阳渡的消息,并尝试与胡军交战。

郃阳距离夏阳也不甚远,六七十里地,军行翌日,就遭遇到了胡军南下的前锋。董彪见敌不甚多,当即邀战,谁想对方却扎营不动,只以弓箭阻遏晋军。董彪登高一望,只见后面陆陆续续还有大股胡军开来,不敢孟浪,缓缓后退。

他一退,胡军便启程来追,他一停,胡军也止。董彪后退十里后不动了,假意邀战,其实深沟高垒,作守备之势。很快,陶侃率部也来相合,而对面的胡军旌旗也越来越多,双方各自连营数里,遥相对峙。

冯翊郡南方直接渭水河谷,基本为平原地形,北方则地势略高,抑且沟壑纵横,大军难行。两者之间,仿佛有一把锋利的锥子,沿着黄河西岸,从平原直插向山地,夏阳位于锥子的中部,而如今晋、胡两军对峙之处,则在锥柄。也就是说,董彪至此而不退,陶侃亦于此处扎营,右河左山,就是要封堵胡军深入南部平原的通路。

陶侃所部后军六营,半营在夏阳、半营守郃阳,还有一营留守大荔,加上尚有不少士卒还在长安附近整训,并未归队,此刻手下不过一万余众而已。根据探马来报,胡军渡来的总数,起码超过己方三倍,则若放敌进入平原开阔地带,众寡悬殊,恐怕难敌啊。还不如利用地形狭窄,刘粲难以排布大军的机会,先死死堵住,再向长安求援。

且说刘粲登岸后,急整部众,然后才遣其弟大将军刘骥率冠威将军卜抽、武牙将军李景年等三军万余众北取夏阳,自率主力六万,汹涌南下,正好就被陶侃给当面堵住。这倒也在意料之中,刘粲下令道:“晋人急来,使我不得下平,倘若迁延日久,逮裴该率大军来合,破之不易。要在裴该来前,先摧破当面之敌,然后便可践躏关中!”

遂问左右:“谁敢先发?”

左车骑将军乔泰出列请令,说:“今地势虽狭,终是平原,南人多步,而我多骑,杂沓冲之,焉有不胜之理啊?末将愿往!”

旁边安西将军刘雅和荡晋将军呼延实都是跟裴军见过仗的,好心奉劝道:“陶侃为晋之名将,所部亦甚精勇,队列既整,骑恐无用——将军慎勿大意啊。”

骑兵战斗力普遍比步兵为高,但这是建立在机动性基础上的——除非具装甲骑——如今地形狭窄,东西不过六七里地,基本上战马一加速,就能从这头瞬间冲到那头,南军步阵可以封得严严实实的,实在不是那么容易打啊。

乔泰撇嘴道:“卿等何必长敌军志气?陶侃我所素知也,江南蛮夷,惯于山林沼泽间为战,今在平原,措置难当,必有疏忽之处,可以乘之。况且地形虽狭,晋寇也寡,塞道而阵,阵必不厚,稍加调动,即可觑其薄弱处施以雷霆一击!”

他所言倒是也有道理,刘粲不禁点头,于是下令各军严守营垒,好生歇息,明日一早,便由乔泰率军先与晋人交锋。吩咐既毕,便命散帐,然后刘粲领着参军王琰、田崧等人,策马登上西侧的山岭,来看地势。

王琰指着西南方向对乔泰说:“此处丘陵亦不甚高,且顶部平坦,并非无可逾度。可命一支精兵隐秘从此蜿蜒指向西南,入平以骚扰敌后……”

刘粲点点头,说:“似亦可行……当先命哨探勘测通路。”突然间一回头,只见东北方向丘陵之后,隐约露出一角屋檐来,不禁疑惑地问道:“这山上也有人家么?”

田崧本是晋人,当即手搭凉篷遥遥一望,揣测道:“得非太史公之墓祠否?”

刘粲闻言,双睛一亮:“原来司马迁葬在此处么?”

田崧说是——“太史公正是夏阳人氏,死后埋骨乡梓。臣之所以知道,乃因为永嘉……不,河瑞二年,晋主诏命为太史公建祠……”

——他所说的“河瑞二年”,就是刘渊死的那一年,七月刘聪继位,改元光兴,在晋则是怀帝永嘉四年。

刘粲不禁笑道:“司马炽困穷于洛阳之时,竟然还有闲心为史迁造祠。”一带马缰,说走,咱们瞧瞧去,究竟是不是司马迁的祠堂——倘若确实是,敬他是一代文宗,治史大家,我理应去上柱香,祭奠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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