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谅州。
一座海拔二三百米的小山上，被摧毁的越人山寨的火焰渐渐熄灭。略微休整后，百十名打着‘罗’字旗号的军队，带着一二百名黑瘦矮小的南越土着，从四面八方，向着无有抵抗之力的山寨围拢过去。从最初开始越人的反抗力度上看，这个山寨不过是个三四百人的小定居点。
罗字旗号，这就是钟相军了。后者受封罗国公。
眼前黑乎乎又是残破的山寨寨墙刚刚经过了一次震天雷的洗礼，火把照耀下，山寨靠近寨墙附近的竹楼几乎没有一座是完整的，部分倒塌的竹楼四周还洒落着依旧殷红的血迹，躺倒着一具具的尸体。
中原军队对于南越的‘统治’是极其残酷而高压的。
境内的世家大族，几乎都逃不开被清洗和被迁移的命运。前者的下场就不提了，后者若不愿走的话，便就只有罚没为奴这一条路。即便是那些主动投效的家族，也必须迁移。
而对于普通百姓，移风易俗之余，更是给以高压统治。但凡发现有人“通匪”，那就全家遭殃，还大肆鼓励底层百姓彼此监督举报，否则施行连坐制度，遭殃的便不是一家一户了。
那王安石推行‘保甲制度’是为了增强中原的武力与赵宋朝廷对百姓的统治力，连坐相保的检察作用与兵农结合的抽丁、训练的军事职能相统一，很具有理想化。可现下中原军队——三阮所部已经完全退出了第一线战斗，控制地盘也只限于红河沿线，其余土地则都实际掌控在方、王、钟三藩兵马之手。四方治下施行的则都是保甲制度，却是只剩下了统制民力，保证赋役，实行人口管理的职能。那兵农结合的抽丁训练的军事职能，就不需要再提及了。
南下的中原大军以一种摧毁一切的姿态，将“独立意识”存在了二百年之久的南越，进行了一场彻底清洗！
政治与文化的根绝。大批的世家大族不是被清洗，就是被强制迁移，这会直接造成南越文明的断层。虽然使用汉文汉化的南越文明与中原有着很多的相似，但那些‘文化人’脑后生反骨，只这一点便必须要从南越土地上清洗了去。
很残酷的法子，但是没办法。陆皇帝可不想三番五次的来一回平越战争。那些南越本土的世家大族，他们已经从国家独立中吸取了太多的好处，其对中原的敌视太过于根深蒂固，根本不是言辞能够说和的。正史中明成祖犯过的错误，陆皇帝可不会去重蹈覆辙。
就像三阮引兵攻破升龙城后，那城内来不及逃走的权贵，还有在随后的追击途中被俘获的权贵，全部给阮小七给砍了脑壳。
打这场战争之初，这就是一场中原对南越的“灭种亡国”之战。
当然，同样的中原大军的到来对南越的社会阶层也非是半点没有变动的，他们为南越的最底层奴隶带来了新生。要知道南越国总尚有大量奴隶存在，其中多半为“家内奴“，与中土魏晋时候的完全没有人生自由的奴婢也没什么区别。在死后被南越上谥号为仁宗的李乾德，对之也仅仅是定私奴刺墨（黥字）之禁，也就是说京城内外诸人家奴仆不得刺墨胸脚，犯者没官。
但现在这些奴隶头上的主人要么被清洗了，要么被迁移了，他们就也自由了。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已经从奴隶转为了自由农。
就在陆皇帝统帅大军北伐燕云，以及随后的这段日子里，方王钟三藩兵马陆续进入南越，李乾德手下的正规军早被打消干净，但李乾德被人却‘好运’的屡次从追击中逃脱，至今也被南越诸反抗势力共尊。
所以，这儿的厮杀就要继续持续。让更多的土着在战争中反感战争，也在尽可能的压榨出反抗分子。
红河三角洲已经皆被四方给拿下来，南越却还有更多的山区等待着被征服。后者也正是南越土着中的抵抗力量现今的聚集地。如是，南越土地上几万人的大战就没有了，看到的更多的就是如眼前这场战争一下的小规模战斗。
在中原军队看来，这就是陆皇帝所言的治安战。
以南越人为战斗主力，后者纵然身材矮小，力量也欠缺，但总是有一些性格悍勇的。只要言而有信，奖罚分明，这些人就有足够的动力去为中原作战。
披上棉甲，拿上刀枪，如此这般的土着附庸，已经足够追的南越反抗军抱头逃窜。
“李明，你带人从那边去，占领那个高角楼！孙大郎，你带人正面推进。其他人继续看住四面，大家保持警惕！”
即使有土着做挡箭牌，钟相军也并非安全无失。一切都要小心再小心。
半响，男人的惨叫声和女性的哭泣声打破了这儿的寂静。血与火之后，大群的俘虏随着这支兵马归入了中原军队的营垒，后者是俘虏，也就是可以买卖的奴隶。
人力商行在南越地界上的出现，叫三藩的军队都陷入了一种莫大的激励中。那些俘虏再不是只会浪费粮食的废物了，而是实打实的钱财。
工部的矿产勘探队在琼州发现了一处高品质的铜铁矿，在南越沿海地区发现了一处质地优越的煤矿，二者要开发都需要很多的劳动力。还有那琉球，以及赣西、湘南、鄂北的铜铁煤矿，乃至沪港的工地上，再多的俘虏，无论男女都都被消化了去。
男的去做苦力，女的则可以卖给矿场的矿工。那矿场的工作固然危险性高，可正式矿工的工资也高。且矿工多的有那娶不到媳妇的，正好解决了前者的后顾之忧。再不成还可以抛到市场上么。
横竖俘虏有销路，打仗有钱赚。这就给了三藩兵马足够的动力去作战。而随着他们不断地深入崇山峻岭当中，越来越多的南越蛮人倒在了他们世代生活的大山深处，或是臣服在了中原脚下。
洪武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从一艘来自广州的天方商船抵到了焕然一新的吴淞港，一群本地工人就忙不迭地围了上去，开机器的开机器，扯吊绳的扯吊绳，一架架崭新的大型畜力滑轮吊机耸立在吴淞港的码头上。在几十名工人的上下合力操纵之下，这艘天方商船搭在的货物，半天时间就卸完了。
时隔数月，费萨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再次来到了吴淞港。昔日里，这儿仅仅是一处简单的入江口道，但现在，这儿已经取代了通惠镇，成为了沪港地区的第一重地。所谓“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端的不是瞎话。
去岁，费萨尔耗资万贯在吴淞口购入商铺三间，这方才不到半年，市场售价就已经翻了一番。
但这且不是费萨尔急匆匆赶来沪港的重要原因。
真正的缘由是已经抵到了扬州的陆皇帝。
后者沿途巡视淮南水工，费时大半月光景，已经要告一段落。那接下的日子，定然是要巡视沪港。
这不仅是沪港本身的一大盛事，更是他们这些商人的一大盛事。那不分夷夏，无人不愿意迎奉出彩，以得到中国皇帝的褒奖。
更不要说皇帝出巡，沿途携带的达官贵人，乃至随行的内务办，那都是一等一的豪客贵客。
这次费萨尔就拿出了自己手中全部的精品，甚至出发前还在广州高价收购了一批上等宝石、宝马。
宝石，这一直是天方与中国交易的拳头产品，虽然因为数量限制，总金额远不如香料。但看那些大海商，谁家手中没有一批精品宝石？在通常意义下，这些就是他们与中国贵人沟通关系的凭借也。
而宝马，尤其是卖相极佳的宝马，却是近来时候中国市场上陡然热络起来的抢手货。
尤其是益都那边的贵人，人人愿意花大价钱购入上等良骏。那种劲头可不是只为了寻找好马坐骑。
原因如何，费萨尔根本无从得知。但这对于他来说，对于整个天方商贾而言，都是好事。
那大批量的马儿，远渡重洋，自天方运抵中国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少量的宝马名骏却是可以。更不要说那印度也有上等的良马……
横竖中国只要有销售市场，他们只要有利益可图，那商人们便会趋之若鹜。
费萨尔早早地从船上下来，并没直去自家店铺，而是在码头外一处茶馆坐了下。往来东西方许多年，更在广州置下了房产的费萨尔是一个标准的中国通，不仅会写汉字，更精通汉语。
很清楚茶馆在中国的作用，那可是最佳的消息流通地。
果然，费萨尔刚进到座头，前去找报博士购买报纸的侍从还没回来，便听到旁边一桌的人正在谈论陆皇帝南巡的趣事。
那是皇帝仁慈有爱，皇后贤淑德厚。
陆皇帝一路走来可洒了不少钱。首先是地方上物质供应，那并非白白索要地方物资，而是全都由内务办采购处的人使人招标的。
分段招标！这是一个很新鲜的法子。叫那些商人们在一个基准数值做依据下，竞价承包沿途供给。
除去地方官府敬献的少许土产外，那总规模超过了七千人的南下‘大军’，沿途所需的粮食、蛋禽、牲畜、河鲜、瓜果等等，全都中标的商人负责供给。
那要是当中出了差错，轻者商贾本人遭受惩处，重则便是抄家灭族，殃及联保之官绅。
可不是什么人随随便便都能参与竞标的，后者需要州县官员的联名作保，那出了问题，联名之官员一样要吃罪。这许会催生出很多官商勾结之事，但也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竞标商人这一群体的纯洁性。
毕竟这竞标招标一事，只要此行妥帖了，便会以此为例，大规模的出现在国家工程建设中的。
事实证明，那劳改营是不够用的。就像事实证明，那招标事宜端的可行一样。
皇帝一行从齐鲁进到淮南，沿途路上的三个供给商，便没有一个犯错的。虽然鬼都明白，那三人是宁可赔本也不会短了御驾供给的。
这一趟买卖虽然劳心费力且还不会赚到钱，甚至还要向里头倒贴一大笔钱，可商人得到了梦寐已久的荣誉，得到了叫人另眼相看的社会地位，这是他们平时花再多的钱都买不到的。
大封建还未开始，“国士”这一爵位还没掉价。商人花钱买荣誉的门路且还没有开启。如此，这为陆皇帝做承包商的荣耀就很招惹眼球了。头上沾了一层天子光环的。
陆皇帝同样也省了钱财，这是一个双赢模式。
不提这个，就说陆皇帝为何要开启‘招标承包’模式？
这全国上下的工程那般的多，只靠劳动改造，如何能成？并且这种制度也只能通行一时，待到天下太平，国家安泰时候，那里还有那般多的劳改犯呢？
再思之官场贪腐之事，那豆腐渣工程可不止限于20世纪末，明清时候更是数之不尽。他就记得上辈子看过的一帖子说，清朝中后期时，黄淮河工耗费浩大，寻常年景亦费有数百万之巨。但如此巨款真被应用在河防上的怕是十之二三。
帖子里还有一些具体的数字和事例，现在想来，并不见得就是真的，但对陆皇帝的影响却是巨大。
尤其是沪港工地上的劳改犯连连报缺后，更叫他清醒的认识到了‘劳改犯’这一政策的不足。陆皇帝如是便生出了将工部从“天下第一建筑公司”变成单纯的工程监督质检单位的想法。
这次的招标承包就是他进行的第一次尝试。
固然不能真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工程贪腐问题，但只要制度缜密，总是能好得多的。至少比单纯的靠劳改犯要靠谱的多。
此事已经在江南传的沸沸扬扬了。很多人都在谈论，因为这种模式不但新颖，更叫商人们觉得有利可图。费萨尔就听了一耳朵的招标招标，很新鲜，也很觉得振奋。而这些事儿，他在广州根本就不曾听闻。
广州固然富裕，也有许多的番商生长生活在那里，但它距离中国的政治中心真的太遥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