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先祖本居南直隶徽州府，世为商贾，后迁至高邮州。其父吴襄早年贩马为业，因知明廷在辽东开设马市与蒙古、女真等部落交易，遂北迁并定居广宁前屯卫中后所。天启二年，吴襄中武进士，调往时任广宁中军游击祖大寿麾下统带马军。
祖大寿先祖为南直隶滁州人，与高邮州相近，宣德年间北调宁远卫世籍军户，家族兴旺为辽东望族。祖大寿的祖父祖仁万历年间当上了援剿总兵，其父祖承训曾任辽东副将，先后为辽东总兵李成梁、李如松父子效力，战功彪炳。因受家族荫庇，祖大寿本人在泰昌元年出仕，仅比吴襄早一年，却在当年便就任靖东营游击，次年改任广宁中军游击，与吴襄相识。吴襄知祖大寿背景雄厚，曲意逢迎，且吴襄本人武艺精熟、颇通文墨，亦得祖大寿器重，两人遂为知己。其时吴襄恰巧发妻亡故，祖大寿便将妹妹嫁给吴襄续弦，成为亲戚。不过吴三桂与其兄吴三凤皆为吴襄发妻所生，故而实则与祖家并无实际的血缘关系，反倒是当下与吴襄一同留在北京的小弟吴三辅才算真正流着祖家的血。
崇祯元年，祖大寿飞速晋升为辽东前锋总兵并挂征辽前锋将军印，吴襄鸡犬升天，步步高升，仅过了三年亦升为总兵。祖大寿通过将自己的几个妹妹嫁给诸如吴襄、裴国珍等实力派军官或地方豪强，渐渐将辽东军政掌握在祖家手里。吴家作为祖家在辽东的重要盟友，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来户迅速兴起，一跃成为辽东的顶级权贵。
吴三桂少有胆勇，精骑射，读诗书，不及二十便中武举，初为吴襄营内游击。崇祯七年吴襄因赴援山西失利被罢黜，吴三桂于是主要依附祖大寿。崇祯八年，年仅二十三岁便累功授辽东前锋右营参将。崇祯十一年，因抵抗清军侵犯有功，再升辽东前锋右营副将。次年，洪承畴调任辽东为蓟辽总督，为拉拢当地军官，与辽东巡抚方一藻、总督关宁两镇御马监太监高起潜等联名奏请朝廷拔擢吴三桂为辽东团练总兵。朝廷当时对洪承畴寄予厚望，配合度极高，所请无不允，吴三桂由此以不到而立的年纪便位列大明正派总兵的行列，称为一时之奇。崇祯十四年，松山堡之战明军大败，吴三桂突出重围捡回条命。战后朝廷论罪，王朴以“首逃”之罪论死，马科、王朴、唐通、白广恩等均受贬秩，吴三桂亦受降职处分，仍守宁远戴罪立功。真算起来，其实在众多罪将中论罪最轻，这大抵也是朝廷忌惮吴三桂背后的吴家、祖家在辽东的势力使然。到了崇祯十五年，祖大寿降清，吴三桂则训练出新兵万余，加上旧有部曲超过四万，成为继祖大寿之后辽东明军头号人物。
本年，吴三桂不过才三十三岁，就已是权重一方的平西伯，比同样年轻有为的宁南伯赵当世还小三岁，走在坚实的山海关南翼城衙署回廊内，陈洪范心中都不禁泛起久违的紧张情绪。
有明一代视山海关为北直隶东端咽喉要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巩固关防。至如今，山海关早不是单纯的一座关卡，而是一道从北部山区往南绵延近四十里而至海滨、阻断东西方向的防御体系。其最北端为坐落在牛心山的一片石关，向南沿着山脊辗转，分别有寺儿峪关、角山关、月城、旱门关、山海关、围城、宁海城等城关各掐险要，以城垣相连。其中镇守大道的山海关构造尤为复杂，更由关城、北翼城、北水关、西岁城、东罗城、威远城、南水关、南翼城等复合组成。
唐通不熟悉山海关地理，所部兵马又远少于突然袭击的吴三桂，自然一触即溃，仓皇逃窜到了北方的一片石关附近。而吴三桂在夺回了山海关后，分兵驻防各城关，自己率本部驻扎在关城南面的南翼城。
陈洪范与赵元亨随吴国贵赶了一日路，在临近傍晚终于到达了南翼城并得到了吴三桂的接见。吴三桂是后辈，陈洪范没见过面，脾气秉性也不了解，正盘算着待会如何说话，前边吴国贵突然停步，站在一间房的门口道：“陈公，到了。”
“有劳了。”陈洪范深吸一口气，四平八稳转进门，步入堂内。
天色虽暗，但大堂烛火通明，上首处是一张巨大的猛虎扑兔图，图旁分别挂着对联，右联上书“前驱皆大将，列阵尽元戎”，左联上书“夜出榆关外，朝看朔漠空”，其实是一首诗，陈洪范知道是前朝戚继光镇守北疆经过山海关时所作。
堂中负手背立着一名中等身材的戎装汉子，听到吴国贵的声音，慢慢转身。陈洪范定睛瞧去，灯火之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颇为秀气的面庞，皮肤白皙而无须，但剑眉星目抖擞有神，倒令原有的一股文秀被凌厉的锐气冲开，两下相合更显意气风发。
“陈公，吴某恭候大驾多时了。”那戎装汉子嘴角微咧，拱手道。
“平西伯百忙之中还抽空相见，陈洪范深感荣幸。”
“不忙不忙，吴某晚辈，能得陈公大驾临门，高兴还来不及。”吴三桂笑吟吟扶着陈洪范相对坐下，两人各捧一盏热茶相叙。赵元亨坐在陈洪范身边，吴国贵则叉手跨立在吴三桂椅后。
“陈公的事，国贵大略都与我讲了。”看得出来，吴三桂并不像嘴上客套的那样不忙碌，聊不两句就开始主动切入主题，“陈公说福王在湖广？”
“是的，老福王害于李闯之手，世子德昌王按制袭爵，现居襄阳，由宁南伯赵提督周护。”陈洪范沉声道，“北都沦丧，皇帝大行，太子、两亲王下落不明，福王监国名正言顺，宁南伯、靖南伯、左平贼并陕西孙督师等都赞同此议。”
赵当世准备拥立朱由崧监国的计划陈洪范早就听说了，但事要成行有两个条件比较苛刻，一个是顺军攻破北京，一个是崇祯帝以及比朱由崧更有资格继承大统的太子与两名亲王都无法脱身。陈洪范起初对赵当世的这个计划可行度并不是特别看好，谁知事情的发展一如赵当世预料的那样进行，陈洪范惊诧之余都不禁怀疑赵当世是不是有未卜先知的本领。而今面对吴三桂，陈洪范虽然并不清楚赵当世那边将朱由崧监国的事推行到了哪一步，但对外讲场面话，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自是要尽量把己方的情况往好了说。包括朱由崧即将监国、孙传庭也支持此事等等均是他临时搬出来加强说服力的说辞。
宁南伯赵当世、靖南伯黄得功、平贼将军左梦庚、督师孙传庭，即便吴三桂久在辽东，听到这些人的名头也如雷贯耳，晓得这些人倘若联手，所拥兵力土地足为大明半壁。
陈洪范静静等着吴三桂反应，然而等了良久，换来的却是轻轻一叹。
“实不相瞒，陈某此来，受了宁南伯之托，邀请平西伯共扶江山社稷。”陈洪范忍不住道，“福王一立，四海人心瞬定。文武齐心，大举反攻闯逆，恢复国土、夺回北都，指日可待。到那时候，平西伯立下复国大功，分茅裂土、出将入相岂在话下？”
吴三桂沉吟不语，反而像个孩子将左手递到齿边，轻轻咬起了指甲。
陈洪范不解吴三桂为何不回应，朝吴国贵看看，却听吴国贵道：“陈公，福王之事八字还没一撇，咱们这山海关的局势，可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耽搁了。”
“正有一问。”陈洪范应声道，“前几日在北京及通州、玉田等地风闻平西伯不日将率大军去北京面见李闯，怎么半途而废了？”
吴国贵笑道：“陈公希望吴爷扶立大明江山，吴爷这么做，岂不是正中陈公下怀吗？”
陈洪范摇着头道：“北都变起突然，人人都有踌躇难定的时候。北京上到阁老下到曹吏，无人不投闯以图富贵。吴爷不明形势一时动摇，亦是人之常情，并没什么好羞耻的。但吴将军说的好，山海关的局势确实容不得耽搁，吴爷若不想出个万全的法子，势必将招致闯逆的大举进攻。大丈夫能屈能伸，暂且归顺闯逆，在陈某看来，不失一个以退为进的好策略。”
“以退为进的好策略？”吴三桂眼皮一抬。
陈洪范点头道：“不错。辽东不比湖广、陕西等地官军相连互为支援，困守一隅，独木难支。暂时投降闯逆，保全军民，卧薪尝胆，待来日良机再揭竿而起，是最明智之选。”接着佯装讶异，“难道以吴爷睿智，早前进京不是这么打算的吗？”
吴三桂轻咳一声，突然慨然道：“当然！闯逆谋害先帝，与我吴三桂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岂能真心屈居他下，受他驱策！”
陈洪范抚掌赞道：“吴爷忠肝义胆，陈某敬佩万分。”又道，“是以陈某才会对吴爷突然回师山海关大惑不解。唐通虽不足道，但是闯逆的走狗，吴爷赶走了他，蛰伏大计不就一朝付之东流了吗？”
“嗯......”吴三桂重重地呼了口气，欲言又止。
陈洪范接着道：“驱走唐通向闯逆宣战，虽为壮烈之举，却实非长久之计。”
吴三桂双眉微聚，道：“那么陈公以为该怎么做才是？”
“无他，卑颜厚礼，向闯逆请罪。”
吴三桂叹道：“决意回攻山海关时，我就没想过再屈膝李闯了。”
陈洪范疑惑道：“恕陈某冒昧，吴爷究竟为何临时改变主意，冒这大险？”
吴三桂踌躇再三，陈洪范正色道：“吴爷但说无妨，陈某对天发誓，若事后将吴爷所说的话向外人透露半个字，天打五雷轰。”
“唔......”吴三桂呷口茶，对吴国贵使个眼色。
吴国贵见状，呼喝一声，登时间，堂内所有婢女仆役尽数退去，连带将门也严严实实地合上。空荡荡的堂内唯有烛火摇曳，显出几分沉郁。
“陈公，我吴三桂敢做敢当，既然选择了这条路，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吴三桂眼神炯炯，“与闯逆决一死战，实迫不得已。”
“愿闻其详。”
“先前闯逆派使者招降，封官许愿并答应我保有军队，我便有忍辱负重之心。怎料行至丰润县附近，忽闻闯逆在北京大肆拷掠官绅劫夺财产，端的是满心震骇。想我关辽兵马自上而下，多在辽东有产业，若依闯逆这个做派，恐怕今日投了他，明日就将一无所有。”
辽东为九边之一，与其余边镇本无太多异处，只是在前辽东总兵李成梁任上逐步开始地方军阀化，内中一个最显著的标志便是大到总兵、小到守备，人人都开始自养家丁为砥柱。
家丁古已有之，一直以来并不成规模，但嘉靖年间由于北寇南倭祸乱不短，少数家财丰厚且畜养有较多家丁的军官逐渐发现家丁在战斗中的勇悍远超营兵或是旗兵，遂开始有意识地扩充家丁数量。直到嘉靖朝马永因畜养家丁“独雄于诸镇”而升任辽东总兵后，其他军官亦争相相仿，不断增加畜养家丁。
家丁的来源庞杂，多为套丁降夷等精猛之辈，为保持家丁的强度，军官们会优先给家丁配给最好的武备，连例银也是普通兵士的数倍不止。如此一来，本身素质优异又有丰厚供养的家丁所具备的实战能力自非战技低劣、缺饷少粮的普通兵士可比。然而家丁因是军官私募，故而不在大明军籍之列，养费由军官自筹。军官为了维持一定量的家丁，不得不广开财路。虚造兵册领朝廷饷银用于养家丁只能算是常规操作，但凡有点能力手段的军官都会把手伸向兼并军屯田地、垄断边贸市场等方面。这便直接导致了辽东军队军官利用职权之便插手当地政商，权力越大插手的力度就越大，攫取的钱财就越多，就能畜养更多的家丁巩固自身势力，成为一个闭环。
嘉靖中期之后的中级军官大多都能畜养三五百家丁，可家丁的待遇也随着时间推移水涨船高，以至于一名家丁一年粮饷折银需耗四十五两，几乎相当于一个正七品知县的年俸。此外军官用于交际打点也需银钱，只靠吃空饷等手段仍然入不敷出。于是军官们又想出了新的法子敛财，比如经常出塞抢劫蒙古、女真部落的钱财、牲畜、马匹等；私自扩大朝廷赏赐养廉田的规模；借钱给家丁然后家丁以战功或战利品抵债的“准折之法”，诸如此类等等。更无良或是没有门路的，则干脆铤而走险，“出边赶马，以图印卖”、“杀良冒功、虚报战功”，总之百计增收。
畜养家丁的风气在万历朝达到鼎盛，仅当时辽东总兵李成梁一人畜养的家丁就达到了三千余。辽东一镇，各级军官的家丁数量便达八千余人，占镇内驻军的十分之一以上。这些家丁的确战力不俗，无论对上蒙古还是女真部落，小规模激战大多能打得有声有色，甚至压过一头。只是一旦出现区域大规模的征战，家丁的数量劣势就会暴露出来，军官带领账面可观的部队作战，却只有十分之一二能有效击敌，其余大部分都是被盘剥到无以复加的士气战技低迷的兵马。强弱两级相去太远，自是无法保持稳定的作战水准，这倒能算作明军通常惯于小规模战斗，大规模集团作战就一塌糊涂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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