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明廷的官员，在变革中要努力适应；对于明统区的百姓，大多数都在变革中获益；而对于敌方，清军则在变革中感到了迷茫、困惑和恐惧。
变革涉及到军事，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的变化，还包括战略战术，攻防体系等等在内，清军显然难以适应，也就难以应对。
在沂州（临沂），清军虽然占据了城池，但无法击退破朔军，三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在不能解除威胁的情况下，他们也就不敢北上夹击济南的剿朔军。
在济南，由直隶和河南紧急调来的清军同样无法突破剿朔军布置的防御阵地，在壕沟、胸墙面前，在火枪、火炮的打击下伤亡惨重。
当运河被疏通，明军的舰船驶入黄河，荡朔军、征朔军云集于黄河岸边，准备渡河北进的时候，沂州（临沂）清军既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分配去防守黄河，亦不敢北上夹击济南明军，为了避免被包围消灭的命运，只好向西退入河南，然后再北返直隶或京师。
可以说，渡河这个北伐标志性的行动很轻易便完成了。明军于淮安渡河成功，继续向北推进，不战而取沭阳、新沂、郯城，与剿朔军于临沂会师。
至此，明军在山东已经投入了四个军，再加上跨过长江，进入江淮的灭朔军，二十多万的人马，在东线形成了强大的军力，似有直指京师之势。
在西南，镇朔军和讨朔军合力攻克了重镇汉中，打开了通向甘陕的道路。要知道，元灭南宋后将汉中盆地划归陕西，因为秦岭山脉曾经是宋金和宋元对峙时四川的屏障，对此元朝统治者记忆犹新。使汉中盆地北属陕西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道屏障。或者说是明军要真正逾越的天然障碍现在是介于关中平原和陕南地区之间的秦岭，而不是无险可守的汉中。
但显然，汉中一下，西安便成为明军下一个攻击的目标，既要策应河南，又要兼顾陕西。这并不是西安所驻清军所能胜任的。
清军的整个防线终于动摇了，清廷也被迫承认撑起这么大的地盘是实力所不允许的。特别是东线的这一记重拳，从目前来看，很象高皇帝朱元璋灭元的路线。如果明军依然按照这样的战略行动，从山东向河南进军，这拦腰一刀便极可能将大量的清军隔绝于长江、黄河之间，只有被歼灭的命运。
从整个战局来看，东线是一记凶狠的右直拳，西线则是刁钻的右钩拳。如果这两大集团的明军在中原实现会师，则更是不堪设想的结果。
清廷原来制定的重点防御分为三处，一是江淮运河；一处是荆襄，主要以河南绿旗再加部分满蒙八旗，驻扎南阳；再以甘陕绿旗和西安八旗驻白土关，与南阳成犄角之势，进行抵挡；另一处是天津，调拔禁旅八旗前往驻防。再辅以直隶绿旗兵，以为京师屏障。还有一处不是太过重要的。就是四川保宁，清廷严令高明瞻等人死防死守，也确实是抽不出兵将支援了。
现在呢，江淮已失，保宁已陷，防御荆襄明军的清军已处于镇朔、讨朔、伐朔三军的夹击之下。南阳乃至整个河南的清军则面临山东明军的侧翼威胁，至于天津，明军水师的威胁仍在。
在这种情况下，山东显然是最具威胁的，因为京师是最重要的。清廷已经意识到这样分兵驻防是个错误。明军比他们估计得要强大，兵力也更雄厚，一旦在一个方向上聚力攻击，分兵驻防是难以抵挡的。而每一次失利，损失的不仅是地盘，还有兵员。
再次的收缩集结，力度空前。清廷必须赶在山东明军进逼京师前集中起足以与之抗衡的兵力，二十多万，清廷已经不敢说以一敌几的大话。何况这并不是明军的全部。因为，山东失陷所造成的态势实在是过于突出了，重组防线的话，只能是在河间（现沧州）。而要保持整个环绕京师防线的完整和严密，清军便只能放弃甘陕、山西大部、河南大部，将军队龟缩于直隶。
其实，这也是明军投入重兵在山东开辟战场的关键所在。只要在山东立稳脚跟，并且不断增兵，便能使清廷为保有京师而不顾一切。攻敌必救也好，围魏救赵也罢，京师是清廷的死穴是肯定的。起码在满清决心退回辽东，重新回到地方割据势力之前，进攻北京，或者做出这样的姿态，是最为有效的。
而满清的战略退缩并不只是意味着明军能够轻松光复广大的地区，还意味着满清集团的分崩离析。没有多少人愿意背井离乡，没有多少人愿意与亲人远离，没有多少人肯站在失败者的一方。毕竟，一条行将沉没的破船，大多数人都是唯恐逃之不快。
所以，每一次满清的退却，便意味着原来拥清集团的一次分裂。这从江淮已经能看得出来，在撤退的过程中，大批的汉人官兵或哗变，或逃散，到了最后，能剩下三分之一都是好的。其中，尤以绿营最为严重。
“赵明！”
“在！”
“王战！”
“在！”
随着一声声报到，三百多人走出队列，昂首挺胸，立于秋风瑟瑟之中。
明军的大反攻是全方位的，虽然有主有次，有重点，有牵制，但在辽东的行动却一直在持续。面对于七要求增兵的要求，登莱辽联合指挥部除了组建一支的水师外，还请示了朝廷，准备动用在济州岛训练的骑兵。
显然，数千骑兵全部出动暂时是不可能的，但以战代练的话，也不失为一个尽快提高战力的好办法。而每次出动三百骑，则是各方经过计算和估量后，得出的结果。
高得捷双手背后，目光咄咄地望着这挑选而出的三百勇士，这就将是他率领出征的首批骑兵，验证“墙式骑兵”的时候终于到了。那久违的驰骋沙场的感觉啊，他的心中充满着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