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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位面，炎黄大陆绥远省西北部，晋绥军统领阎锡山的居所。
“傅作义，混蛋，无耻败类！！”平日里讲究礼仪廉耻的阎锡山，听到手下报告，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投靠炎黄红党后，又急又气，不禁在屋子里破口大骂。此时的阎锡山感觉很委屈，很失意。感叹自己一生坎坷，几经波折，命运总是跟他开玩笑，每当他稍稍得意的时候，总有祸事从天降，无情的击碎了他心中的梦想。
“伯川（阎锡山的字），何事如此烦躁？”拄着拐杖，刚刚走进屋内的赵戴文问道。赵戴文，年纪比阎锡山大17岁，是民国时山西省内惟一可以和他相提并论的人物。
“次陇兄，你来了，哎一言难尽啊！”说完阎锡山就将写有傅作义投靠红党的电报递了过去。
“阎某一生有势无命，终难得大机缘！”许是感到前途暗淡，阎锡山颓废的坐在太师椅上叹气道。这些话应是阎锡山的真实心情写照，在主位面历史上，他后来撤到台湾后，曾自己给自己写过一些挽联，其中一幅是：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伯川，倭寇侵炎，此乃国之祸事，灭族之危！秃头党也好，红党也罢，终是炎黄人，将来无论谁胜谁败，总比当亡国奴好的多！”赵戴文看罢后摇摇头，出言劝道。
“次陇兄，你说这天下会是红党的吗？”以前炎黄红党只占据陕西一省，在阎锡山眼里，最多当他们是军阀一级，但现在他们势力一下了膨胀到坐拥四省，并且原来自己的麾下干将之一，傅作义也投靠过去，一下了让阎锡山警醒，将炎黄红党正视起来，并把他们列为未来会逐鹿天下的可能之一。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伯川，你曾经仔细研究过红党，你的看法呢？”赵戴文问道。
“红党吗？恩，我一直坚持认为，世界上的军国主义是扩张侵略，封建主义专制统治，资本主义私有剥削，共产主义“强做圣人”，都有不足，不可取。而且我总觉得共产主义也不见得是必然到来。虽不能说它没有可能，但实在看不见它何时可能。共产主义主张国家每个百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定成制度。欲人人在劳动上不计多少，在享受上不计好坏。各尽所能，尽能很难；各取所需，取需很险。我觉得共产主义是有其理而无其事，若强行之，其祸人类必矣。在我看来，生产资料是资，生活资料是产。资供生产，应归公有；产供生活，仍应私有。资本主义病在资私有，不病在产私有；共产主义不病在资公有，却病在产公有。”听到赵戴文问话，阎锡山将自己多年来的体会和思考说了过来。
“既然你不看好红党的主义纲领，为什么当初刚到秋林、克难坡时，就立刻下令仿照延安挖了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同时修食堂、盖舞台、建礼堂、兴水电，还招收女生，培养女干部？”赵戴文听到阎锡山的心里话，对比其过去的种种行为，很是不解，继续问道。
“多年战争，特别是与红党的战争，让我明白了军官能力强的军队，不如政治能力强的军队；政治能力强的军队，不如主义强的军队。”阎锡山听到老大哥发问，耐心的回答道。
“可是伯川啊，我记得你在中原大战失败后，特别强调蒋某的钱袋子，说咱们山西败在了他身后江浙的钱袋子上？”赵戴文觉得阎锡山的思维和几年前变化很大，一下子跟不上。
这里天堂需要多提一点，阎锡山一直认为张学良的东北易帜是蒋秃头用大洋砸出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当初战况胶着时，他和老蒋都在争取张学良，但是他砸钱实在不如蒋介石，应该说差了十万八千里。
蒋的代表吴铁城以高价购买沈阳兵工厂武器、发行公债、拨给出兵费等名义送给张学良大约2000万元；并通过请客送礼等手段收买少帅身边的幕僚、秘书、副官及卫士。一次，他设宴招待东北军政要员，饭后麻将开了十几桌，每人抽屉里放了2万元，不论输赢都归坐下的人。所以他何时想见少帅都会受到接待。而阎锡山的两位代表，一位带了1000元，另一位揣着500元就上了门。头一次会面后，二人再想见少帅均被挡驾。
当时星条旗共和国的期刊《时代》，曾在报道中原大战的文章中这样说：“炎黄的战争以3种形式进行：1.大量的金钱贿赂，常常达到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交易；2.铺天盖地的通电、公告、宣言，任何一方军队都要面对它们；3.人力，成千上万的穷人和无知的人，今天为这一派打仗，明天又为另一派打仗，视他们的长官得到的贿赂而定。所有这些方式一直在运行着，早已形成一种体系、一种惯例，炎黄人不管他伟大也好，善良也好——都必须让它们发挥作用。”
“此一时彼一时，那是内战，此为国战，擅内战者未必擅国战，擅国战者多善内战！”阎锡山说道。
“但现在你终归要做出选择了，傅作义已经做了。你也要抓紧时间了，现在绥远四周皆敌非友，须早作打算。且马步芳绝非善类，仅凭杀戮虽可做一时枭雄，但绝不可能气运长久并一统炎黄。可是秃头党现在又远在西南，远水解不了近渴。而红党现在势力日大，是留是走，还需你定下章程！”对于决定十几万人（此时晋绥军总兵力10万左右）的大事，赵戴文也不敢胡乱出主意，只好模糊的劝道。
“次陇兄，你说我要是投靠红党，可行否？”阎锡山一直下不了决心，此时有些烦躁，出言问道。历史上阎锡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兰森并生了5个子女，主要是因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阎锡山在家是独子，迫于压力才续娶。同时阎也不嗜好酒、鸦片。甚至相对一直算计的金钱，他更爱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等实业。但是现在横在阎锡山前面最大的一道杠杠就是身份，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身份印记，仅仅1920年代末他名下就有各种产业：银号、钱庄、汽车公司、五金行、粮店等等。
“可以先接触，不过我感觉最后善终的可能性，大约五成吧！”赵戴文认真的思考了几分钟，慢慢说道：“如果你真拿不准的话，我倒有一策。”
“次陇兄，快说！”听闻对方有好计策，阎锡山不禁双眼放电，大声问道。
“将功甫（阎志敏的字，阎锡山四子）留在身边，一同投靠红党，将怀之（阎志惠的字，阎锡山五子）送到星条旗共和国，派人多加照看，这样无论如何，老阎家的香火终归能传下。”赵戴文一字一句的说道（阎锡山共有五子，老大老三幼年夭折，老二结婚不久病死）。
“……，我要再仔细想想！”阎锡山听到后，想了想，还是犹豫的说道。
此时，炎黄大陆宁夏省银川市。
民国时期，银川市有八大商号，其中最大的一家商号叫“天成西”。说道银川八大商号，它们实际上是指由山西晋商陆续创立的八大商号，即“天成西”、“隆泰裕”、“广发店”、“百川汇”、“敬义泰”、“合盛恒”、“福新店”、“永盛店”。人称“宁夏八大家”。
“宁夏八大家”最辉煌的时期要数1912年（民国元年）至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这段时间，“天成西”在阿左旗专设分号，“隆泰裕”商号在城内、伊克昭盟设有分号。“天成西”、“隆泰裕”这两家除了经营百货，还专做蒙古人的生意，用内地产的砖茶、酒、食品、生活用品等，换回蒙古人的皮毛。“广发店”、“百川汇”在城内设有总号，主要兼营杂货业，也到蒙古地做些流动生意。“敬义泰”在城内开设铺面，做酱菜、糕点，酿酒兼营杂货。“合盛恒”有铺面，也是经营百货业。这些商号货物的来源专从山西、津海、陕西、四川、甘肃等地区往返进货。有的商人也在夏天雇木船往包头贩运。去时运些药材、白麻、蜂蜜等，换回些日用粗杂货。
历史上“天成西”刚刚创办时，只有两间铺面，临街座北朝南，中间是大门，门上横悬一块长3米、宽1米的木匾，黑色花边，黑底金色“天成西”三字，是聘请当时山西的前清举人赵锦文手写的隶书体，在“天成西”三字旁边是几行隶书小字。
天成西”店铺以销售日用杂货为主。有资金4000两白银，当时领东经理是赵登科，山西平遥人，幼年时家境贫寒，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每天起早贪黑，克勤克俭，虽然“天成西”老字号家业很大，但他从不乱用一文钱，并且善于团结其他掌柜，上下齐心协力，从不闹意见。
后来买卖逐渐兴旺，铺面扩展为5间，后面一堂二院屋70多间，后院作为骆驼驮运到银川设立的货栈，后大门座西向东，通今银川市鼓楼北街，改为批发兼零售。此时的领东经理是董钦赐，亦是山西平遥人，不但经营有方，而且将经营范围由日用杂货扩大为棉布、绸缎、五金、颜料、纸张、糖茶、烟酒、海味、土特产、棉花、二毛皮等等。
所谓二毛皮是盐池的三宝（食盐、皮毛、甘草）之一，又是宁夏红、黄、蓝、白、黑五宝之一，尤以盐池最佳。“天成西”先将收购的二毛皮按季节分为四类，即冬皮、春皮、秋皮、夏皮；按毛的根色，分为青根、雪根；按毛根与板的角度，分为直根、斜根。“天成西”将二毛皮按照皮子的类别和皮质的好坏，把它划分为五个等级，其标准是：看皮子的季节，毛的颜色，板的薄厚，花弯的多少，张页的大小等。如果是冬皮，青根、斜根、板厚、张大、弯多，划分为一等品。春皮一般划分为二等品。它的特点是，色泽洁白，手感柔软，自然弯曲，人称二毛皮九道弯穿起来轻便、舒适，飘逸潇洒，独具风格。价格随行就市，一般情况下，外销好一点的每张可赚3块左右的现大洋，二转子每张可赚1块左右的现大洋，年销售量在10000多张，可赚50000块左右的现大洋。
民国22年左右（1934年），“天成西”进入鼎盛时期，岁入银元50多万，学徒店员达100多人。同时将大部分生意货物转到天成源，以躲避日益增多的差税。为了避免做赔钱生意，天成源同时雇毯匠、皮匠多人，为其加工生产。在全国一些主要的商业发达地区都派人住庄，调查商品信息，建立自己的信息网络，进行信息反馈，分析市场行情，负责调运货物。清末民国初到抗日战争爆发，“天成西”在外设庄的地区有：津海、上海、西安、成都、郑州、禹州、汉口、包头、兰州、固原、靖远、凉州等地。一般每庄1至2人，住庄人员除了解商品信息、发运货物外，还代其他字号和个人兑汇款，汇费一般为2％至3％。
1937年七七事变后，倭寇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不到一个月时间，北平、津海、汉口、绥远、包头相继沦陷，11月上海失陷。上海、汉口庄号遭到倭寇飞机轰炸，损失36万多元。在此期间，天成西设在上述城市的庄点，由于仓促撤退，财产尽弃。1938年后，平绥铁路控制在倭寇人手中，陇海铁路又被切断，宁夏面临威胁，敌机不断狂轰滥炸，交通阻塞，货源断绝。加之马鸿逵官僚资本控制了宁夏土特产品，并以抗战为名抓兵要款，增加税收，商号负担沉重，从此由繁荣逐渐走向衰落。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的艰苦阶段，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商号流动资金消耗殆尽，营业相当艰难。
此时“天成西”的领东经理正坐在屋内，边翻看一封书信，边手里摩挲几枚崭新的银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