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山港已经进入了初冬季节。
经过东岸人多年的精心整治，如今的釜山地区不但户口大增——截止1650年12月，釜山全县居民总数已破五万，其中汉民约占三分之一、鲜民占三分之二——这经济实力也是日渐增强。别的不谈，就东岸人这几年来强令朝鲜居民修建起来的农田水利设施，就使得釜山县的粮食产量从一开始的东岸制数千吨跃升至了去年的三万六千吨，成了东岸人治下有数的粮食供应基地（宁波府当时尚未收拾完毕，生产秩序还没完全恢复）。
可以说，这几年来东岸人南征北战、横扫东西，背后是济州岛（供应冷兵器及牲畜）和釜山（供应粮草及夫子）在默默支持着。若是没有这个大修了水利设施、并推广了三茬轮作制度的鱼米之乡，东岸人怕是支持不了数万人的长期在外征战。当然如今有了宁波府，也许东岸人的粮食紧张问题大为缓解，但釜山县最为一个开发成熟的粮食产区，同时又是两大对朝贸易窗口之一（另一个是元山津），依然在为远东黑水财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几年来，随着东岸人有计划地往釜山港移民明人，这使得这个原本的小渔村、现在的中型港口城市的人口结构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明人在釜山的人口已经逐渐攀升到了三分之一。而朝鲜人的比例虽有时不时越境谋生的周边道县鲜民的涌入补充。但依然无可挽回地下降到了三分之二左右。
不过即便下降到了三分之二，这釜山境内依然有着三万五千之众的鲜民（济州岛上尚有一万五千多），再加上仍在当地苦苦坚持着的朝鲜县府（县令金洪范）的存在。管理起这些朝鲜人还是相当麻烦的。东岸人在这里只有由山东土匪、清军降兵以及山丹人组成的五百守备队，且还要屯驻在边境防备朝鲜军队（朝鲜人亦在釜山周边部署了重兵），因此釜山内部完全靠着数量同样为五百的朝鲜“棒棒军”（保安团，以棍棒为武器）在镇压，十分之不靠谱。
而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在今年年中的时候，经由松前藩介绍。黑水开拓队吸纳了数量多达一千六百余的日本浪人——如今日本国内因为种种因素而失去了主家的浪人武士越来越多，几乎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如果对方是可靠的对象，那么日本人不介意向外输出浪人，幕府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装作没看见以提供便利。
这一千六百多名浪人中的一部分被抽调出来，补充了挺身队的战损缺额。剩下的千余人则被统一调到了釜山，并向他们许诺，只要在釜山服役五年，那么退役时便可分得一份五亩的耕地（以后自己最高还可赎买至三十亩）。这种政策自然得到了这些曾经生活较为潦倒的浪人武士们的欢迎，他们真心拥护起了东岸人的统治，视东岸如主家、视朝鲜为寇仇，代替东岸人在此地开始了殖民统治。
他们直接向东岸侨民会的首脑、著名“朝奸”金吾圭负责，配合该机构在釜山开展的“经济统制”政策，深入乡间。对朝鲜农民执行严格的粮谷、牛羊“出荷”（日语词，意为上市、出售）政策——随着东岸人在釜山深入推广三茬轮作制度以及农田水利设施的逐步完善，土地肥沃的釜山地区粮食产量与日俱增。粮食价格日渐下跌，这使得本地农民（主要是在周边朝鲜道县沾亲带故的朝鲜农民）越来越倾向于将粮食出口到朝鲜王国境内，以牟取高额利润。
而这，无疑是东岸人所不允许的，也是他们极力禁止的——这个时候，单靠那些本乡本土的朝鲜“棒棒军”下乡去执行强制收购政策。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之处。因此，这些由日本浪人武士所组成的“警察”在这个时候就有了用武之地了。
他们在本地无亲无故。只按照黑水开拓队政府公布的《朝鲜经济建设纲要》（其中明确指出对粮食、药材、牲畜等行业执行“统制”政策，即对这些行业的产出进行强制购销）来开展工作，即他们强迫当地的朝鲜农民向东岸人出售粮食和牲畜，此即浪人们口中的“粮谷出荷”。粮谷出荷每年都有定数，由县里摊派到各个乡村、村里再摊派到农户头上。
每年农历五六月间，这些日本警察们便身携武士刀，分成多个小组大摇大摆地深入到各个乡村，揪着村长挨家挨户制定粮食“出荷”量，列出粮食“出荷”表。秋收后，这些日本警察便再度来到各村，依据粮食“出荷”数量给各村发放盐票、布票、油票等生活必需品的票证（朝鲜农户只有凭票才能到保长、里正们开设的商店内购买这些生活必需品）。
值得一提的是，朝鲜农民们之所以抗拒着不愿意将粮食出售给东岸人，主要原因还是东岸殖民政府给出的粮食统购价只有3.5东岸银元/石，差不多只有市场价的一半左右，这让他们如何愿意？他们要赎买更多的耕地、要偿还欠下东岸西北垦殖银行的贷款、要支付水利建设摊派费用、要购买更多的牲畜，总之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如今被东岸人这么一“统制”，这收入立马缩水了一半，生活顿时变得紧巴巴了起来，令人气沮无比。
但不服从又不行。先不说那些由朝鲜败类们充当的殖民官员们丝毫不讲情面——粮谷“统制”是他们的工作重点——就单说那些穿着“黑皮”的日本警察们频繁上门催迫，就不是谁能受得了的事情，可以说是稍有不从就会落一顿痛打。到了最后，朝鲜农民们只有忍痛将自己生产的粮食大半低价出售出去，而自己全家只能半年米面半年糠菜地度日——但神奇的是，饶是东岸如此之狠地压榨他们以补贴战争，这些朝鲜农民的生活竟然并不比周围朝鲜王国治下的同胞们低，甚至因为可以买到便宜的东岸日用品、副食品什么的而在生活水平上还稳稳压过一头，令人啧啧称奇。
当然了，日本警察们却也只敢在朝鲜人面前这么凶，在那些明人移民们面前，他们还是相当客气的。盖因明人还是归东岸侨民会这个组织直接管辖，粮食收购价也定得比较高，日本警察们也没接到命令特别针对他们，因此双方之间的关系还不错。
就这样，黑水开拓队政府就是依靠这种“经济统制”政策在釜山港、元山津二地死命压榨朝鲜人，筹集了大批粮谷，使得东岸在山东征战的数万人马渡过了粮食极为紧张的1648和1649两年。而在时间进入1650年以后，随着海军司令刘海洋在南方攻取了宁波府多地，东岸粮食紧张的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因此对朝鲜人的压榨也逐渐放松了一些，以使他们得以喘一口气——直接表现就是，减少了釜山、元山二地朝鲜农民的粮食“出荷”数量，同时也稍微提高了一点粮食收购价格（最新价格是3.9元/石），使得当地的市面从一潭死水中逐步恢复了过来：农民们有更多的余粮可以支配，这意味着商业开始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而在经历了这几年于釜山、元山津二地的殖民统治后，东岸人对朝鲜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朝鲜人懦弱、温顺，战斗力差、反抗精神也不够强，真的是一种极为良好的殖民统治对象”这种评语就是魏博秋掌管的宪兵队经过多年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他们甚至郑重其事地上书给烟台的邵树德，请求黑水开拓队高层给予朝鲜王国以足够的重视，适当抽调部分兵力登陆釜山，然后找借口与朝鲜王国开战，以攫取更广阔的殖民地——至不济也要获得这些地区的经济特权。
而说实话，邵树德本人对这种论调还是有一些动心的。特别是在对殖民朝鲜极为热心的魏博秋的撺掇下，邵树德还真是认真考虑过是否扩大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范围，但他同时也明白开战容易停战难，万一惹怒了朝鲜人使其与东岸死磕，那么可能就麻烦了。毕竟，现在的朝鲜有三四百万人口，真要铁了心与东岸作对那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势必会让大量仆从军常年陷在这个泥潭里，导致在其他方面进取不足，因此他一直没真正下定决心。
不过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12月下旬，一个来自阿穆尔河下游的消息经多次辗转后来到了烟台港，并最终呈递到了邵树德案头。邵树德看完后顿时大怒，因为这份由宪兵队传来情报中声称，阿穆尔河流域出现了千余名朝鲜籍士兵，似乎是应清廷之邀而来此地对抗“罗禅人”（俄罗斯人）的。但据从当地土人中流传的消息声称，这些朝鲜士兵非但不是来对付“罗禅人”的，相反还将与“罗禅人”联手，协同清将沙尔虎达一起，进攻黄衣军在阿穆尔河一带的城寨，以拔掉那些碍眼的钉子！
这种事情一出，邵树德顿时觉得这朝鲜人还真是没脑子，傻得可以！看来也是时候让他们长长记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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