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权的成立和卖国协定的签订，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纷纷起来声讨，这其中声音最高的便是以老蒋为首的的国民政府以及以陈锋为首的塞北省省政府。
11月21日塞北省政府发表公开声明，否认汪伪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公开对汪伪政权进行讨伐，并且发布了塞北省政府以及第八战区必杀汉奸名录，排在首位的便是元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其后紧跟着汪伪政府立法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长王揖唐、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以及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王英等一大串大小汉奸。
塞北省政府、第八战区以及陈锋本人声明，凡是在这份汉奸名录上有名的人以及以后登上这份汉奸名录的都是他陈某人以及整个第八战区数十万将士的死敌，见之必杀，另外第八战区还会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任何手段将其除掉，这可是裸的威胁。
第八战区如此激烈的反应让国内爱国人士纷纷叫好，也令汪伪政府的那些大小汉奸们噤若寒蝉。别人的威胁他们倒是可以等闲视之，反正既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汉奸，他们就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
但是第八战区的威胁他们却不能不当回事，不说第八战区数量庞大的陆军，单单那支神出鬼没的锄奸队就足以让那些汉奸们头疼了，现在华北地区那个汉奸敢抛头露面。除非是不想活了。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死在陈锋锄奸队手上的大小汉奸不下千人，这里面有普通二鬼子维持会长，还有伪市长、师长等高级军政官员。
陈锋这样做也是没办法的，他深知汪伪政权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有多大。首先在政治上它大大动摇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信心，国人别的文化没有，但是盲从却是学得十足。老百姓对于国家大事不了解，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知道的，连汪精卫这样的高层都投敌叛变了，难道中国真的要亡了。一时间全国上下人心惶惶？
而汪精卫还提出了那个令人作呕的投降理论。其后果就是抗日战争期间出现“降兵如潮，降将如毛”的局面。不是正面顽强的抵抗而是依靠经济或者财力给予敌方打击和不可抗拒的损害，这种“曲线救国”论已经完全违背了曲线救国的准则，全然不是救国。而是卖国！
当然这也正是日本人所要达到的效果。汪精卫确实有这样的号召力。另外汪伪政权的建立最大的危害还是在军事上。在汪伪政权建立之前日军虽然组建了一部分伪军，但是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伪军的编制虽然很吓人。但是实际上都是空心大萝卜，空有番号却没有多少兵，就像伪军的基本战术单位团，好一点的只有8、9百人，差一点的甚至只有百十人，不要说和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了，就连八路军的小团也比不上。
但是汪伪政权建立之后，由于有了这个“统一”伪政权的管制，因此日军在伪军的招降以及组建方面可以说没有了后顾之忧，因此，从此以后伪军的数量激增，这在历史上可是有证可查的。
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争规模空前扩大，面对美军猛烈的反攻，日军的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南方军”自当成为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为抗击美军可能登陆本土，“国内军”也通过总动员而使自己空前膨胀。关东军全部精锐师团和“中国派遣军”大部主力师团都调往太平洋加强“南方军”和“国内军”，成为战略预备队。此后的“中国派遣军”只有27个师团，而“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120个师团，不但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70，而且云集了绝大部分精锐师团。至日本终战时，日军总数为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不到15；向苏军投降的关东军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由此看出，在日本军部的部署中，中国战场并不是日军的主战场，投放在中国战场的军队，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不是其精锐师团。
但是即便是如此，为何拥兵几百万的国共双方却没能够提早结束国内的战争？盖因在许多战斗场合，中国人不是与日本人打，而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的“单打”在对中国人、日本人的“混合双打”，与国共双方打的那一部分中国人就是伪军，他们的数量巨大。因此老百姓就说：“地雷一响，炸死三个鬼子，十八个伪军。”
其实这种事情早在开战初期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淞沪会战时就屡见这样场景——伪满洲国的军队在坦克车前面冲，日军则跟在坦克车后，都穿一样的军装，使一样的武器。只有当被俘后，中国士兵才清楚这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来自松花江畔的东北人。
汪伪政权的建立，是日军“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策略的巅峰之作，随着战争的扩大，国民党敌后武装开始急剧衰落，大批刚买的部队投敌，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一时间，招牌林立，山头各异，如治安军、兴亚同盟军、蒙古军、剿共军、皇协军、防共军、绥靖自治军、联防救、和平建、绥蒙联军……
这种风气必须得到制止，最好的办法就是杀鸡儆猴，让那些汉奸们在当汉奸的时候摸摸自己的脑袋，看看自己吃饭的家伙还在不在。
汪伪政权成立后，对此最为恼火的不是陈锋，而是重庆的老蒋。嘴皮子上的功夫耍完之后，老蒋又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因此，老蒋下了n个暗杀令，而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也终于在对外战场展现了他们的功力。
要说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实力，这绝不是尚在成长阶段的所能比拟的。军统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共约10.2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势力渗透至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
在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中，军统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而那时，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军统局内设两处，第1处负责党务调查，由徐恩曾（黄埔4期）任处长；第2处为特务处，戴笠担任处长。1938年9月，第2处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戴笠一手掌管，内设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电讯情报处、警务处、惩戒处、训练和策反处、特种及心理作战处、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抗战中，军统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活动。
尽管是特务头子，但是对于抗日，戴笠的政治思想非常明确。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的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它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的中国同命运紧密相连的。据战后统计，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其它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但是不管怎么说,站在侵略者的立场来看,日本人所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他们扶植的汪伪政权一建立，便使的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以及国民党当局存在的问题变得表面化了，也变得愈加的突出。
但是,中华民族毕竟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想象的那么软弱,那么好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卖国求荣、腐化变节的败类大有人在,但相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毕竟是极少数。虽然危害不轻,但毕竟难以扭转乾坤,只能激起人民极大的愤慨和斗志。
这一点从国民政府从延安的诸位身上能看出一二，更可以在全国人民身上看到缩影。中国传统文化中“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使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演出了有声有色的历史壮剧。
汪伪政权的建立打断了陈锋安心发展伺机而动的战略决策，在这种浮躁不安的大局下，陈锋认为必须要打一个酣畅淋漓的大胜仗才能重新鼓舞抗战的士气，才能粉碎日本人的阴谋，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汪伪政权的提前建立也让陈锋看到了日本人的软肋，巨大的物资消耗终于让日本人吃不消了，提前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