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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可夫的心又被秦卫的一句话给揪了起来。
他突然有些害怕跟这个人说话了。
“乌克兰大饥荒”！那在苏联可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尤其是在他们这些高级官员中间，更是禁忌中的禁忌。为了防止大饥荒的事情被人知道，苏联政府更是进行了严密的信息封锁，可眼前这个家伙又是怎么知道的？
谁都知道，乌克兰大饥荒其实是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场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在苏联的高层之中，都或多或少的有那么一种猜测，即：这次饥荒有可能是人为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
崔可夫知道，乌克兰大饥荒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当时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在1930年夏季当地一次共产党干部会议上下达过一个指示，说乌克兰农民不愿意同苏联政权合作，试图扼杀苏联政权，但苏共政权的敌人打错了算盘，共产党干部的任务就是要到乌克兰农村中收缴藏匿的粮食，让农民们也尝尝饥饿的滋味。……这比当初苏联刚建立时所采用的“余粮收集制”还要可怕。要知道，“余粮收集制”的出台是因为当时刚刚诞生的苏联面对大量的内敌和外敌，前线缺粮。为了打败敌人，列宁等人才使用了这么一手。而依靠余粮收集制，苏维埃政权有了足够的粮食，很快镇压了敌人。可同样的，由于实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管理，部分地区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方式，激起了许多地区的农民的反抗……所以。到了1921年，列宁等人又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余粮收集制最终被粮食税所取代。
可是乌克兰大饥荒发生的时候，乌克兰共产党却又重新拿起了“余粮收集制……”崔可夫知道，在1932年到1933年，大饥荒达到高峰的时候，乌克兰农村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以及在冬季把已经埋葬的猫、狗、家畜和人的尸体重新挖出来再食用的事件。当然，这些事情是不被苏联政府承认的。他们对外的口径就跟曾经因为报道苏联五年计划的辉煌成果而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记者沃特.杜兰蒂所报道的一样：乌兰克根本未发生饥荒，也不可能发生。
因为乌克兰是欧洲最著名的粮仓。
可这事儿瞒不过崔可夫这一级别的人。
因为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大量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结果，这些人在乌克兰遇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最终导致了苏联对乌克兰“富农”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而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苏联政府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这一法令从根本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至1933年1月，有7.9万名农民根据该项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
而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又颁布了另外一项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农具、牲畜、种子等物，全部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
此外，从1933年起，苏联官方又采用了新的粮食统计手段，不用实际收到谷仓里的数字，而用“生物学产量”，极端夸大农田的产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以这种“生物学产量”来作为定量，强迫集体农庄多交粮食。可这除了让30、40年代的苏联农业产量在数据上超出了任何外国专家的想象之外，对实际的农业生产没有任何好处。
而因为对乌克兰的几项惩罚性措施的实施，几个月后，到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开始出现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虽然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可从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却同样也没有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加重了饥荒的程度。可苏联政府却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
“可这些事情都应该是被严密封锁的。即便是在苏联内部，像我这样的人，也不太清楚具体的情景，外界更不可能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知道的？”想着自己知道的，或者是道听途说，又或是通过其他途径，也或者是通过自己总结得出的一些信息，崔可夫看向秦卫的眼神开始带上了杀机——这个中国人太危险，应该消灭！
可秦卫却对此仿佛没有感觉，他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一份报纸铺开到了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开始念念有词：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实行经济上的‘军事共产主义’，对粮食则实行垄断制、征收制。其实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与‘军事’并无必然联系。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宣称：‘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所以，‘军事共产主义’，在列宁看来，是一种基本国策，并不仅仅是战时的权宜之计……”
“……为了对粮食实行完全彻底的垄断，国家派出大批征粮队到农村，农民赖以为生的口粮都往往被夺走。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苏联各地农村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更起而暴动。这使列宁感到苏维埃政权面临‘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为稳定局势，为度过危机，于是有所谓‘新经济政策’出台。‘新经济政策’决定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在工业方面，也一定程度地松绑……‘新经济政策’使危机暂时缓和。然而，‘新经济政策’才是在严重危机逼迫下的不得已之举。列宁不喜欢它，其继任者斯大林更痛恨它。当危机似乎度过，当局势已经稳定，当对付反抗的措施已布置得更周密，当专政的锁链已锻造得更坚固，当人们心中的恐怖已普遍消泯了反抗的冲动，‘新经济政策’就该废除了。而自实行‘新经济政策’始，斯大林们就想着早日废除它。到了1929年，斯大林终于公开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于是，重新实行的，还不是此前作为‘列宁模式’的‘军事共产主义’，而是比‘列宁模式’更严酷、更无视人民生存权利的‘斯大林模式’。”
“……先是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几乎都成了富农，成了‘阶级敌人’。继而宣布没收该地区的所有粮食和生产资料。每一粒粮食，包括种子，都收归公有。所有家具，所有牲畜，都被夺走。无数支搜粮队在乌克兰地区横冲直撞。他们闯进每一户人家，墙角、床底、屋顶，所有可能藏匿几粒粮食的地方都搜遍；土豆、甜菜、卷心菜，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抢走。于是，饥饿很快来临。饿得要死的乌克兰人试图逃往外地，但决无可能。乌克兰所有通向外面的道路都被封锁。一些饿得发疯的孩子不顾一切地想冲出去，于是，克格勃像打野兔般将他们打死……”
“……搜粮队走了。搜尸队来。或许，是搜粮队直接变成了搜尸队。他们之所以是‘搜尸’而不是‘收尸’，是因为每处置一具尸体，可得到200克面包。而这在当时的苏联是很大的诱惑。于是他们便十分积极地‘搜寻’尸体。他们把那些皮包骨的尸体，像垃圾般地扔进巨大的坑中，再草草覆以泥土。当他们搜尸时，那些还有一口气的人，那些饿得鼓胀的肚皮还在起伏着的人，也往往就被同样扔进了坑中。毕竟，搜尸队也想早一天得到200克面包。有时候。那还活着并且还有最后一丝气力的人哀求搜尸队：‘我还没有死！我想活！’搜尸队的回答是：‘今天就死吧，省得我们明天再来！’……我曾见过一位幸存者，她哽咽着描述她目睹过的情景：当搜尸队离开万人坑时，那上面覆盖的泥土还在蠕动……”
“乌克兰，欧洲最著名的粮仓，却被斯大林极其所率领的苏维埃政府有意识的饿死了700多万人，而在这期间，全苏联，因为饥饿、疾病、逃荒等多种原因死去的人，总数几乎达到了3000万……”
“够了——”
崔可夫大吼着打断了秦卫的朗读……可到秦卫那无辜的表情之后，他又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输了，秦卫已经把“刀”架到了他的脖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