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篇，
1847年，先驱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带回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梦想。
1847年1月4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年12月首批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的一百三十多年前，一个末满19岁的中国青年，在广州的黄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号（Huntress）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
帆船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98天，终于在1847年４月12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三年后，那位中国青年考人了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
1854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对中国人来说仍充满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陆之后的第八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
那个青年人名叫容闳（）。
容闳，1828年11月17日生于广东的南屏镇。那里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容闳六岁时，就曾跟随一个传教士的夫人读书，后因学校停办、父亡家贫而辍学。１２岁时，他到了澳门，进入当地的玛礼逊教会学校（）学习。
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土玛礼逊博士而于１８３９年１１月１日在澳门创建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校长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1832年毕业生。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容闳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少的一个。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
1846年８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
那一天，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他说，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
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的孩子也站了起来。
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
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
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854年冬，容闳归国。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容闳了。在这一百多年之中，中国人记住了许许多多显赫一时的权贵，记住了许许多多战功卓著的将军，记住了许许多多的翻覆天地的革命家，却少有人记住这位默默为中国留学事业开创道路的先驱人物。
然而，纵观历史，容闳一生的作为对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真正相比的。
容闳，可以说是中国的哥伦布，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待“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
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而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1863年，容闳有机会结识了曾国藩。他多次游说这位当时清廷中最有权势同时也最有远见的人物来实施他的留学生派遣计划。
1870年，曾国藩终于被容闳说动，同意领衔上书，奏请朝廷派遣子弟出洋学习。一年之后，曾国藩去世。留学生的派遣成为他充满矛盾的复杂的一生中所完成的最后一项业绩。
当年整个留学计划分四年进行：每年选30名12岁到15岁之间的幼童赴美，四年共120名，留学期限为15年。15年后，每年分30名回国。
容闳被任命为“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副监督。他负责招选了第一批幼童。当时，出洋留学如同探险，生死难料。报名的人远不如今天这样踊跃，招生颇为不易。内地招生不足，只好到开化较早、得风气之先的沿海一带去招。第一批赴美的30名幼童中就有25人来自广东。而幼童的家长还必须具结，保证：“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招生完毕，容闳先期赴美，安排幼童们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
1872年８月11日，30名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幼童留美”——一个容闳几乎完全凭着个人的努力创造出的“历史的奇迹”。
当那些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幼童们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时，许多美国人误把他们当成了女孩子，常常会好奇地跟在他们后面大叫：“看，中国女该！”，弄得那些中国幼童们很不好意思。
但是，这些聪明的、头脑还未被“四书五经”完全禁锢住的中国男孩子们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生活。他们被分配到美国人家里生活，异国自由独立的空气激发起他们久被压抑的童心。他们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美式服装，有的还大胆地剪掉了辫子。他们迅速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脚踏车，有人甚至敢于用拳头和人较量。
这些事情立即在容闳和翰林出身的“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正监督陈兰彬之间引起激烈争执。容闳同情幼童们，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熏陶的必然结果；而陈兰彬则指责容闳在偏袒纵容，他绝对无法容忍幼童们的那些“自由化”的变化。在他看来，孩子们蹦蹦跳跳本身就是一种悖逆。
容陈之争执反映出了两人留学观念上的根本冲突。容闳认为“西化”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们具有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陈兰彬则把幼童们的变化视为是西方教育对纯正的中国思想的一种“污染”，他认为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不然这些中国幼童就都会变成“洋鬼子”了！
陈兰彬的担忧不是一点没有根据，但这只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担忧。中国人内心深处向来怀有一种恐惧，害怕自己或别的同胞变成“非中国人”。这种恐惧多少植根于中国人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种族意识”，又因近代中华民族饱受欺辱的经历而染上一层民族主义色彩。它长久缠绕着中国人的心灵，蒙蔽着中国人的理性。
1875年，陈兰彬调任驻美公使。继任的人名叫吴嘉善。
吴嘉善亦是翰林出身。二十多年前，容闳曾与他在上海见过一面，留下的印象是：“性情怪僻”。共事几年后，容闳对他的评价是：“此人应置于疯人院或白痴院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吴嘉善原是遣派学生留洋一事的坚决反对者，如今却彼委任为“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正监督来管理留学事务。
吴嘉善一到任，就先因幼童们谒见时不行跪拜之礼而勃然大怒，接着，又责容闳纵容学生。最后，他干脆与陈兰彬一起上奏清廷，借口学生“腹少儒书，德行末坚……实易沾其恶习”而建议从速解散“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撤回全部留美幼童，并声称：“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
1881年９月６日，对留美的中国幼童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愤和忧伤的日子。清廷决定招回幼童，幼童们被迫中断学业，全数“遣送回国”。其时，大多数人学而未成。60多人中断了在大学的学业，许多人还在中学学习。１２０名幼童中真正完成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
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夭折了。
尽管被迫中断在美的学业，这批留美幼童中最终还是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铁路、煤矿、电讯、外交、海关、新闻等专业人才。他们之中有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负责勘探建设唐山开平煤矿的吴仰曾，担任过电报总局局长的唐元湛，以及曾任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外长的梁敦彦。
幼童全数撤回之时，官吏出洋考察之风渐兴。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总理衙门订出了出洋游历人员章程十四条，规定：五品以下官员出洋考察，除报销车、船费用外，每月另有二百两白银的津贴；而且，不但可以雇请一个翻译生，还可以带仆役一名。考察期限则以三年为限。
这种携员带仆式的“出洋考察”很快就流弊百出。光绪二十六年，外务部又上一奏章，称：“近年出洋学生……多不习外国语言学问，……废时靡费，莫此为甚”。至于奏章上去后效果如何，史书末载，不得而知。
近代史上，中国政府第二次有计划地大规模向海外派出留学生，是本世纪初的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
1900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当时，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入京围攻各国使馆。不久，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
1901年，李鸿章被迫与各国签订耻辱的“辛丑条约”，同意向十四国赔偿白银四亿伍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１００名留学生。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09年、1910年和1911年，在北京三次从全国招考庚款留学生。当时对考生的要求除了通晓国文、英文外，还须“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
第一次招考是1909年８月举行的，630人应考。先是初试，考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取６８人；再复试，分别考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连初试带复试，一共考了七八天。最后放榜，录取了４７人。
这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同年１０月赴美，赴美时，另外加上了３名贵胄子弟，共５０人。他们所学专业大多是化工、机械、土木、冶金及农、商各科。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是其中之一。
1910年８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考试仍分初试、复试。初试先考国文、英文，其中国文试题古色古香，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而英文试题则颇为时髦：“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复试则考了西洋史、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几何和世界地理等科。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７０人。
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５５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一年后，即1911年，又招考了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一共有６３人。
三批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为中国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的许多新学科的创建者大多来自这些留美学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民国时代。
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也因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而又一次中断。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
与此同时，自1912年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渐渐形成了。由吴敬恒、蔡元培、汪精卫等人组成的“留法俭学会”，利用当时法国因欧战而急需劳工的机会，组织中国青年赴法，以工求学。勤工俭学的计划立即得到了青年们的热烈响应，赴法人数逐年增加。到1920年左右，在法的中国学生已达2000多人。
从２０年代中到３０年代末，中国社会在经过近百年的战乱之后，终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
1928年８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留学事业再一次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当年政府留学生派出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这种冲击的强烈程度。
从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自1932年起，留学人数逐年增加，并于1935年，达到高峰1033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政府宣布了留学限制的暂行办法，留学人数立即锐减，于1941年跌至谷底，全年只有５７人。
1942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政府开始放宽留学政策。先是废止了留学限制规定，然后在1944年举行了英美留学奖学金考试。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结束。
1946年７月，举行了全国公费留学考试。一时应考者多达4436人。而这一年，留学总人数也已回升到730人。
但是，紧接着，中国又经历了另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就要开始。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近代留学的历程，不能不令人深深感叹。容闳的幼童留美计划因清朝统治者的愚昧和腐朽而毁于一旦；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由于革命爆发而被迫中止；30年代的留学事业又备受战争的冲击。近百年的留学史几乎没有多少风平浪静的时候。
其实，一百多年来中国全部近代历史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艰难的历史进程几乎每隔十年就要被农民起义、外敌人侵、政变、内战、革命、政治动乱所打断一次。我们中华民族几乎从来没有十年以上的安稳时间去认真而持续地做任何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