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零四）不同人眼中的中队
“必须指出，有些指挥官和参谋人员，他们以其卓越的组织活动和措施、灵活的指挥，加速了对日军的粉碎，使华夏军队获得了荣誉。”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起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许多指挥官。在桑叶河地域战斗行动开始时，王高原上校原是主管行政事务的副团长。当摩托化第24团需要指挥官时，第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就是王高原。我们没有看错。在各种困难的情况下，他都能定下正确的决心，当我军发起总攻时，该团在他的指挥下，仗打得很漂亮。”
“在桑叶河战斗行动近结束时，王高原被任命为第82师师长。这个师在第二次抗日战争第一阶段在奉天方向进行了极为顽强的防御战。晋升少将的王高原曾成功地指挥过东北方面军的一个步兵军，后来又指挥过哈尔滨附近的第42集团军。”
“东方白少将是我重要的助手，曾任装甲教导旅旅长，是一位装甲兵专家。他肩负着组织各兵团和各兵种协同动作的重担。当我们开始总攻时白受命指挥集团军群翼侧的各支装甲部队。东方白异常沉着，什么事情都不能使他惊慌失措。甚至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情况下，他也能保持绝对镇定，这一点很受部队欢迎。”
“军区炮兵司令是谢浔将军，他在炮兵技术和战斗运用方面是个第一流的专家。分别指挥两个集团军的是林毓英将军和刘柏成将军，我和他们在西北军第4师里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是杨怀远上校，他是我在国防部部机关里工作时认识的。他是一个深思熟虑、安静、勤勉、精通本行业务的军官。军区的供给主任是我的老朋友单思强上校。”
“医务工作人员在困难的野战条件下，日以继夜地辛勤劳动，他们救死扶伤，而且不仅对我们的指挥官和战士如此，他们还以极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被俘日军的伤病员。”
“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与杨久棠教授一起工作的情况。有一次人们向我报告，杨久棠教授在连续完成几个手术已累得几乎站立不住的情况下，命令在他身上抽血输给一个受伤的指挥官。我打电话给他，劝他从较年轻的医生身上抽血。可是，杨久棠教授简短地回答说：‘我没有时间去寻找合适的血型。’，他请求我不要阻拦他。他立即把自己的血献给了伤员。”
“杨久棠教授对后方医务体系的统一化考虑得很周到并组织得很好。他还对我们的医务工作人员给予了巨大的帮助。他每昼夜工作15至18时，但他对外科医生的训练和提高仍然非常注意。我认为，如果我说，凡是和杨久棠教授一起工作并向他学习过的人，都在外科手术方面有很高成就，这一点也不过分。”
“我们的部队回到冬季营房后，进行战斗总结。我们高兴地看到，战士和指挥官的军事知识大大提高了。作战部队向那些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的部队派出了优秀的战士和指挥官，以传授与日军作战的经验。部队军事训练的各种保障措施也有了很大的改进。”
“很多措施在部队的训练和战备方面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1939年至1940年在中西伯利亚呆过的兵团调至西伯利亚边境附近与日军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博得极高的评价，这绝不是偶然的。”
“现在的中西伯利亚已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地方。各种工业、农业、科学和先进技术在迅速发展。蒙古及其他的兄弟省份在这方面对西伯利亚人民给予了大力援助。”
“1942年12月初，我接到北京吴佩孚大总统的任命，我和其他几位战友一起被授予上将军衔。”
“几天以后，我被任命为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兼北方集团军司令，财政部长杨朔铭受大总统委托视察前线，我以前没有机会见到杨朔铭部长，因此在见到他的时候，我非常激动。”
“除杨朔铭部长以外，房间里还有周冠笙、王永江和其他高级官员。”
“杨朔铭同我问好以后，便立即向我问道：‘你认为日军的作战能力怎么样’”
“‘与我们在桑叶河作战的日军士兵训练不错，特别是近战，’我回答说，‘他们严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果断，作战顽强，特别是防御战。下级指挥官受过很好的训练，作战异常顽强。下级指挥官一般不会投降，‘剖腹’自杀时毫不迟疑。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训练差，主动性差，习惯于墨守成规。’”
“‘至于日军的技术装备，我认为是落后的。日军的坦克相当于我们早些时候装备的‘野牛’坦克，性能落后，武器的威力不足，最大行程也，完全不是我们的坦克的对手。应当说，在战役初期，日军的空军比我们强。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改装的‘金丝燕’战斗机和‘披毛犀’战斗机以前，他们的飞机比我们的优越。在那些荣获华夏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到来以后，制空权就很牢靠地掌握在我们手中了。应当指出，与我们作战的是日本的精锐部队。’”
“杨朔铭很注意地听我说的一切，然后他问道：‘我们的部队打得怎么样’”
“‘我们的正规部队打得很好。东方白少将指挥的第1装甲教导旅和来自北海的由王高原指挥的机械化步兵第82师都打得很出色。由奉天调来的步兵第57师开始打得不好。该师的战士和指挥官训练时间都很短。这个师在开赴西伯利亚以前不久才加以扩充，补充了刚应征入伍的新兵。’”
“‘我们的坦克部队打得很出色，特别是由华夏英雄姜登选旅长率领的第11旅表现突出，如果我没有这2个坦克旅和3个摩托化装甲旅，肯定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合围并歼灭日军第6集团军。我认为，我们必须大大扩充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
“‘我们的炮兵在各个方面都比日军的优越，特别是在射击方面。我们的部队整个地说比日军强得多。’”
“‘来自蒙古的骑兵部队从对日军作战获得了经验，受到锻炼，得到支援后也打得很好，特别是他们的装甲营在巴因达岗山打得很好。不过应当承认，蒙古的骑兵易于遭受飞机袭击和炮火的杀伤，他们受到很大损失。’”
“杨朔铭又问我：‘东方白、谢浔和鲍云生是怎么帮助你的’”
“‘谢浔将军在计划炮兵火力和输送弹药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至于东方白，他做了好多有益的工作，他领导的装甲教导旅的坦克手向我们的坦克手介绍了他们在西班牙获得的作战经验，对战斗很有帮助。鲍云生将军将我们的航空兵力量规划得非常好，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打击，我们的飞机总是会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和地面部队最需要他们的时候。’”
“我聚精会神地望着杨朔铭，可以看出，他在很有兴趣地倾听我的讲述。于是我继续说了下去。”
“‘对于我们所有的部队、兵团指挥官、部队指挥官和我本人，桑叶河的战斗是一个学习战斗经验的好机会。我认为，日本方面如今对于我军的力量和作战能力也得出了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
“‘那你谈一谈，我们的部队在桑叶河遇到些什么困难’杨朔铭继续问我。”
“我回答说：‘主要的困难是物资技术保障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从250至300公里以外运来作战和生活必需品。离我们最近的供应站在兴安军区。离的远的一些部队，甚至烧饭用的劈柴也得从600公里以外运来。车辆来往一趟是500至700公里，这要消耗大量汽油，而汽油也得从军区运来。’”
“‘在克服这类困难方面，杨宇廷上将及其部属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你认为，日本政fu组织入侵，它追求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最近的目标是夺取桑叶河以西的西伯利亚领土，然后沿桑叶河建立筑垒地区，以掩护其筹划修建的第二条战略铁路。这条铁路将从中东铁路的西面伸向日占区的边界。’”
“杨朔铭说：‘现在你已经有作战经验了。你要好好利用自己的经验训练部队。’”
“当我呆在西伯利亚的时候，我没有机会仔细研究德国与英法两国之间的战斗行动的过程。利用这个机会，我问道：‘如何理解西方战争的形势下一步战事将会如何发展’”
“杨朔铭说道：‘英国和法国没有认真对德国作战。他们一直希望我们成为同苏联作战的主力。他们现在虽然同我们建立了反对轴心国的同盟，但这对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好处，我们必须要为自己考虑，而且他们自己也得为这种近视的政策付出代价。德国和苏联结盟使得他们的力量空前强大，西班牙已经倒向了德国，苏联也攻下了希腊和土耳其，这样的话，帝队下一步一定会攻陷英国本土。’”
“结束了这次重要的会谈，我回到住所后，久久不能入睡，这次谈话时的情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
“杨朔铭的外表，他那低沉的声音，对问题深刻和具体的分析，渊博的军事知识，听取报告时那样聚精会神，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在钟离卫聚精会神的做着战场记录的同时，在日军的战线里，也有人在做着同样的事。
在昏暗的灯光下，西伯利亚驻屯军司令部里，一位德官正在奋笔疾书。
“……在这里，我想总的谈谈对中队的印象。”
“西方文明人士，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会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和灵魂。其实，只有了解中国人的性格，才能真正了解中人的素质以及他们在作战中表现出的各种优点和战斗方法。战士的坚强性和他们的精神状态，永远是作战中的首要因素，常常比兵力兵器的数量都重要。自古如此，现代的战争也不能例外，我想，将来打仗恐怕也会是这样的。”
“永远也不能事先猜出，中国人要干什么！他们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根据经验可以轻而易举地判断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人将作些什么，但是对于中人可是例外。中国人的天性不寻常、而且是复杂的，就象他们的辽阔的、难以捉摸的国家一样。很难想象，他们有多大的忍耐力，他们无比英勇顽强，但有时又表现得十分懦弱。竟有过这样的情况，中队部队不怕流血牺牲一次又一次地击退帝队的冲击，但是遇到对方一个的突击群，却突然逃窜。有时，中队的步兵部队刚听到枪响就慌了神，但第二天同是这个部队又勇猛顽强地投入了战斗。中国人是反复无常的，今天他可能根本不考虑翼侧的安全，明天他可能又害怕翼侧受到威胁。他们对一般战术原则采取玩忽的态度，对他们的条令则字字信守。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不善于思考，对自己的行为也并不检点，只是根据他们的情绪来行事，这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从本质上看，中国人生性骁勇，但是又受着一定的感情和本能的制约。他们的个性是不稳定的，很容易受群众的影响，而他们的吃苦耐劳却是从长年累月的病苦和穷困中磨练出来的。由于具有这些固有的特点，中人在许多方面都优于更有觉悟的西方军人。”
“中人以忍受寒暑和饥渴的痛苦著称。天大的困难也不会对他们的精神产生影响，他们缺乏虔诚的宗教式的稳定情绪，他们喜怒无常，时而象野兽一样残酷，时而又出现了纯朴的仁慈，他们有同伴在一起时，对敌人表现出满腔仇恨和无比的残忍，但在同他们个别相处时，他们又表现出友好和宽厚。具有这些特点的中国人，多半是北方的中国人。”
“中人有一种狭隘的祖国观念，因此，他们可以为现行的民主宪政制度而战，但是，一般说来，他们并不是热心于政治的人。我审问俘虏时常常发现他们对执政党和它的官员们并不信任，他们的勇敢接近于卤莽，他们明智而果断。这是中队的动力，也是中国人取得巨大政治、经济和军事成就的决定性因素。”
“中人不受季节或周围环境的影响，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任何条件下都是好兵。他们是指挥官手下的驯服工具，指挥官可以毫不踌躇地让他们经受欧洲人所远远不能忍受的痛苦。中队的主要优点之一，就是他们经受得住大规模的破坏和屠杀，将领们可以向当地居民和作战部队提出苛刻的要求。”
“对中队的指挥机构来说，给养问题是很次要的，因为他们的士兵实际上不依赖于军队的食物供给。别队几乎把野炊车奉为神明，对中国士兵来说，如果它偶然看到炊事车，也表示欢迎，但是如果没有它，也可以几天、几周地过去，他们有一把玉米或大米就很满足了，甚至说大自然能提供给他们什么，他们就享用什么。他们是非常能适应自然条件的。中人是进行伪装、掘坑、挖洞等土工作业的能手。在一般短得出奇的时间内，他完全可以藏到地里去，采取挖洞或巧妙利用地形地物的方法，使你几乎找不到他的阵地。中人非常善于掩蔽，适应大地的环境并进行周密的伪装，从这方面看，中队是加倍危险的敌人。有时甚至经过长时间的仔细搜查，都发现不了他们的阵地。因此，甚至在已经没有敌人的地面上，也要倍加心。”
“由于中国大力实现工业化，中队获得了大批新式装备和高水平的技术人员。中国人很快就掌握了新式武器，而且事实证明，他们很善于使用复杂的技术装备作战。他们把精心挑选的技术人员分配到士兵中间去，教他们使用最复杂的武器和装备。但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良好军事素质，被思想僵化和天生的懒惰所抵销。但是，在战争期间，他们一直在提高自己。他们从美国人那里和自己的经验中学得了许多东西，他们变得适应性很强，精力旺盛而坚决果断。中国拥有象蔡锷、张孝准、钟离卫这样高水平的集团军和方面军指挥官。初级军官和许多中级军官仍然是笨拙的，还不善于定下决心，因为有严厉的军纪，他们都怕担负责任。单纯、刻板的训练强使这些低级指挥官去顺从条令和教范，剥夺了他们对于运用战术至关重要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士兵中间，群居的本性是很浓厚的，单兵总离不开同伙。中队士兵和低级指挥官本能地认识到，如果他们离开集体，他们就会被遗弃。根据这样的群居本性，就可以找出他们失群就惊慌的根源，也可以明白他们那种非凡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是从哪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