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定型并装备海军之华夏1933年式60厘米氧气鱼雷：
直径60厘米。长9米，重2.8吨，装药量800公斤（采用新式高爆炸药，相当于1.5倍TNT当量），射程50节时为15公里，40节时为25公里，35节时为30公里。（如果与大体上同时代的英美鱼雷比较，就很清楚这象谎言一样的高性能，象同时期的英国533毫米MK9鱼雷，装药340公斤，射程36节时仅为9600米，而美国533毫米MK15鱼雷，装药374公斤，射程45节时只有5500米）。
该种氧气鱼雷通常只配备于驱逐舰和20年代建造的3000吨巡洋舰上，华夏海军潜艇通常使用50厘米常规空气鱼雷，飞机使用45.7厘米常规空气鱼雷。
——《华夏海军鱼雷发展简史》杨雨辰著
从20世纪初期开始，很多国家的鱼雷专家们都被动员起来去完成氧气鱼雷的研究。可是，他们很快都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了对这种梦幻式武器的开发。原因很简单：氧气的处理非常危险，虽然氧气自身不是爆炸物，但“氧化”这个词和“燃烧”是同义词，急剧的“燃烧”（氧化）就是“爆炸”。纯氧在狭小空间内引起的“燃烧”很容易转变成致命的“爆炸”。纯氧的这种“火爆脾气”成了研制氧气鱼雷最大的技术难关。各国在研制氧气鱼雷的过程中都发生过严重的爆炸事故。让不少追逐“超级鱼雷”梦想的技术人员含恨九泉，许多国家在屡遭挫败后后放弃了对氧气鱼雷的开发，唯独中国还在执着地坚持着。
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够开发成功氧气鱼雷？这和中国特殊的国家环境是分不开的。尽管中国是幅员辽阔的濒海大陆国家，但华夏民族一直拥有深厚的海洋情节。在20世纪初，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后起海军强国。不过，她即将面临的对手将远远强于之前的近邻，那就是庞大的美国海军。因此，中国人在综合国力方面同美国相比相对处于劣势的时候，力图以某些技术方面的优势来缩小双方之间的差距，因而氧气鱼雷就成为了中国海军克敌制胜的秘密武器之一。除开这个原因，坚忍不拔忍辱负重的民族特性也促成了中国人的成功。在中国人的很多新式武器研究项目当中，很多领导者和研究者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很多外国学者对中国人的这种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执着追求感到难以理解，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民所表现出的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和顽强斗志更是令全世界为之震惊，世界各国的很多历史学家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论著中都对此做了大量的描写，并且对华夏民族在这场战争中迸发出的伟大力量表示出了由衷的赞佩和羡慕，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中国军队的战略战术，美英军队的将领并不是茫然无知，美国很早就把中国当成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假想敌”。早在战争开始前，美国和英国即组织了众多的专家研究中国军队的作战原则，并把他们总结出来的中国军队的军事原则印发给连级以上的军官研读，幻想以此提高本国军队的战斗力。其实，当时的华夏共和国武备部部长史司的一句话，就已经道破了其中的奥秘。
“因为我们的一切战略战术和作战方针都是建立在人民利益的基础上的。因而最广泛地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长期担任华夏共和国武备部部长的史司，能够说出这样石破天惊的话，并不是偶然的。
很少有人注意到，正是史司在华夏共和国武备部长任内，对中国军队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军事改革。
在历史上，“华夏造舰第一人”的史司展现给世人的面孔，多是作为一个老牌的技术官僚，一个洁身自好的清教徒，一个才华横溢严谨刚愎的科学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改革家的另一面。
后人在史司留下的遗作当中，见到的多是史司关于军事技术发展的文章。但后来人们在这些历史文献当中惊讶的发现，其实正是史司总结并提出来了新的思想，并且在他所主导的军事改革当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而正是史司的新军事改革使华夏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为中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只有当全体人民决心投入战争时，总体战才能付诸实施。统治者不顾人民的意愿，以达到有限政治目的而发动的战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和平时期，军队在国家中占据一种特殊地位并非难事。然而随着总动员的实施，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加入军队。数以亿计的人民直接或间接地为军队服务，军队的这种特殊地位便会烟消云散。”
“军队扎根于人民，是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的力量表现在其人力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上，并决定了军队在总体战中的力量强弱。精神力量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使军民团结如一，休戚与共。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并非始于今天，也不会终于明日，而是旷日持久，绵长无期。在今日，没有一个国家不对军队的武器、训练和装备给以高度重视，然而只有精神团结才能最终决定战争的结局。单单依靠这种精神团结，人民便可以不断向艰苦奋战的军队输送新的精神力量，就能甘心为军队工作，能够承担牺牲，甚至在战事艰难和敌人兵临城下的双重攻击下，也能始终保持克敌制胜不屈不挠的信念。”
“海陆空三军，扎根于祖国。他们靠国土生存，从中汲取力量。军队不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只有依靠家乡给予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以及人员补充才能战斗。军队正是靠着这种力量的支持，在战争中去忘我奋战，去英勇献身，去夺取胜利。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保障中国获得最后的胜利。”
“所以军队必须不断从祖国获取新的精神活力、人员和作战物资，并藉此保持其战斗力。国内的精神状态和战斗意志必须坚不可摧，如若遭受损伤，必将大难临头。祖国必须在人员和物质力量上为作战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在今天，我们还要增加精神力量。”
“这对后方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后方不仅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国防力量的生存根基——不允许出现任何裂痕；而且是纯洁丰盈的力量源泉——必须保持久盛不衰。惟有如此，才能使海、陆、空军的精神始终坚如钢铁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人民内部需要强大，仅这一点就能给军队以源源不断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和军队的力量已水融。无法分开。军队在前线的战斗力完全取决于国内人民的战斗力。在国内出现了一种为战争而工作和生活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史无前例，闻所未闻。政府必须对这种生活和工作加以指导。使之永葆青春。军队的战斗力源于国内，表现于阵前!”
“军事改革首先要社会改革，社会改革必须使人民大众受益，而不只是一小部分垄断资本家！战争只有和人民的巨大利益捆绑在一起，人民才会真心支持它！空洞的爱国主义说教就是个屁！”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才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呢？”
“从古到今，自私是人类的天性。人民愿不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那要看这样的牺牲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以及值不值得去牺牲。”
“早在战争开始以前，我国有一项最得民心的政策——新的土地分配政策。共和之前，我国农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自己并没有赖以生存的土地。共和之后，日俄边患解除，我华夏陆上疆域得到极大扩充，国家重视农业发展，为了解决‘地少人多’的矛盾，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几代人‘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加上国家工业的发展，使很多农民成为了收入更高的工人，‘劳者厚其养’。结果。当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者杀过来，要剥夺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的时候，不难理解我军官兵在战场上的视死如归的英勇牺牲精神。在战场上，每当我军士兵面对敌军的凶猛攻击支撑不住的时候，‘退后一步是家园’这句话，总能激励着他们战斗到最后一刻。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支持和拥护祖国和军队就是支持和拥护自己。为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利益而牺牲生命，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值得的。”
“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事实是，不但我国广大的农民和工人支持和拥护祖国和军队，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居住在城市里的知识阶层也全心全意的拥护和支持祖国军队。和工人农民没有任何分别。这些人是不需要土地的，但他们需要民主，自由。他们认为只有民主自由才能让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才能赢得更多的个人利益，才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尽管有外国人嘲笑我们说，在我们的国家里，没有政党政治，而且特务遍及全国，根本找不到民主自由的影子。但事实上，共和以后，更多的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精英人物进入到了政府部门工作，国会两院容纳了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大批代表，当时的我国确实不是西方人说的那种所谓的‘民主国家’，但在实际上，城市知识阶层得到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得多的参政议政权利。虽然我国没有‘民主’之名，但人们却得到了真正的权利，并且看到了未来的曙光。”
“在已经成为历史的苏维埃俄国的历史政治教科书中，在谈到战争年代俄国人民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时，完全抛开‘无利不起早’的利益驱动机制，抽象地大谈特谈什么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有效的组织宣传，人民的觉悟提高了，有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很多教科书中的英雄烈士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时还不是苏共党员，但为了证明他们的牺牲与‘无利不起早’的利益驱动机制毫无关系，苏共就在事后‘追封’他和她为苏共党员，以此确保‘牺牲动机’的崇高、神圣和纯粹。也就是象人民说明，既然是苏共党员，他们也就有了为‘全人类的解放’而献身的精神。在现在看来，这些人已经习惯于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了：崇高的牺牲必定有崇高的动机，‘无利不起早’的利益驱动不是崇高的动机；具有崇高、神圣和纯粹的动机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这种思维定势要求人们把只有神仙才能做得到的崇高、神圣和纯粹的道德品质当作人生追求。但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苏联军队中有政治部，有专门管‘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委员’，他们控制着全国绝大多数宣传资源（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台，印刷厂等），还拥有不可望其项背的人力资源。在苏德战争中，苏共强大的宣传机器一日不停地灌输‘为祖国而战’，“为解放全人类而战’，‘为英特纳雄耐尔而战’，结果如何？战斗力提高了吗？苏军士兵视死如归了吗？苏共也在搞崇高，搞神圣，搞纯粹，但最终还是败给了德军。苏军战败，最根本一条原因乃是苏军士兵没有能够从他们所必须效忠的苏维埃政权那里获得实实在在的‘无利不起早’的利益。苏军士兵最清楚，政委们所说的崇高、神圣和纯粹很美很美，但救不活他们那快要饿死的（有的还是人质）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而在我国，即便没有政治委员们作宣传鼓动，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人民也会自动的选择站在自己的祖国和军队一边。”
“通过以上论述，现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的第一前提是，他们已经从统治者那里获得足以让他们愿意用生命来保卫的利益。第一前提有两层含义，一是从统治者那里，人民已经获得利益；二是已经获得的利益是很大的，大到人民愿意用生命来保卫。那种认为只要不断强调人们很难真正做到的崇高、神圣和纯粹的道德说教，就可以让人民心甘情愿地去牺牲自己的一切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其危害性在于，它遮蔽了决策者远望的目光，导致统治者迟迟不肯让利于民，迟迟不肯让人民获得足以让他们愿意用生命来保卫的利益。如此一来，一旦强敌犯境，人民只愿意做观众，而决不愿意做战士，即使被迫做了战士，也绝不愿意为国牺牲。”
“人民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的第二前提是，最高统治集团也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
“为了战争的胜利，我国的很多领导者都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即使在战争最为危急的时刻，我国政府的领导者脑中也没有后退的一丁点的想法，我们华夏的领导人，都是从前线拼杀出来的，象我华夏第一大总统孙纲，身经百战，海战陆战皆冲锋在前，天下景仰，‘断指部长’黄兴海内闻名，我们的政府是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的，因此也打得起全民族的总体战。相比之下，很多象苏俄领袖列宁一样的人，总愿意在遥远而安全的后方指挥战争。苏德战争一开始，苏军的指挥中枢就远离战场，苏共中央要员及其家庭子女也全在后方，当前方无数将士流血牺牲之时，苏共要员将‘高干子女’和牛羊牲畜一同撤往后方，反而不准城市居民中的老人、幼孩和妇女撤离战场，因为斯大林怕的是他们的撤离会动摇军心！结果数万老弱妇孺因而丧生，这样遥控指挥的战争，结果当然是可以想见的。”
“如果后世哪个国家的领导者想要搞全民族的总体战，就必须要以人民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的这两个前提条件为标准来量一量，他们的国家现在是否打得起全民族的总体战。”
“第一，如今的该国公民是否已经获得了足以让他们愿意用生命来保卫的利益？”
“第二，如今的该国最高统治集团是否也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
“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他们就打得起全民族的总体战。如果至少有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则绝对打不起全民族的总体战。”
“全民族的总体战到底打得起还是打不起，答案不在报纸上，答案不在无线电台里，答案也不在电视里。这个答案，藏在人民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