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景色随着马车的行进而不断变幻，车厢内的空气略显沉闷，只有马车轮子在泥泞路面上发出的沉闷声响。
雪地寒风如刀割，掠过马车的车窗，发出清脆的风声。
马车停在了一座雪地小山上，给人一种冰冷的压迫感。车窗上的雪已经消除了阳光的余晖，只剩下零星的雪粒在玻璃上闪烁，发出刺耳的声响。
亚瑟还在对外交部的人事任命侃侃而谈，然而布莱克威尔的手却伸进了公文包的口袋，取出了一个泛黄的信封。
私人秘书小心翼翼地问，语气中有一丝未曾掩饰的担忧：“爵士，您看过这封信了吗？”
亚瑟的声音很清冷，他的脑子里还在思考着如何处理好高加索的问题和赫尔岑的案件：“是关于什么的？外交部的新政策？”
“与外交部的政策无关。”
“那就先放在一边吧，我晚上回去再看，目前的工作重点还是得先放在戴维·厄克特爵士的身上。”
“虽然这封信与外交部政策无关，但是……爵士，我感觉它很有可能导致内阁改组或者首相下台，并进而引起外交大臣人选的撤换。”
亚瑟的手指在文件边缘骤然收紧，羊皮纸在手套里发出细碎的呻吟。他缓慢地抬起眼帘，睫毛上的冰晶折射出银针般的寒光：“亨利·布莱克威尔先生！”
布莱克威尔身上的汗毛都立起来了：“爵士，我在。”
亚瑟的怀表突然发出金属与皮革摩擦的刺响：“原谅我不是古典文学专业毕业的，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刚才的话是不是打算告诉我，这封信从伦敦寄出至今……”
马车在雪坡上突然打滑，车厢倾斜的瞬间，亚瑟的银质手杖重重撞向地板：“已经整整过了两个星期？”
布莱克威尔当然明白他的顶头上司是什么意思。
这个年头，从伦敦往俄国寄信，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都需要大约1015天的时间。
平均而言，信笺的传输速度正是两个星期。
对此，布莱克威尔心里也是有苦说不出。
因为在彼得堡的驻俄使馆里，这封信其实并不算是什么加急情报，只是对伦敦近期局势的简要报告罢了。
因此，办公室的随员就没有特意向布莱克威尔强调还有这封信笺。
但问题在于，亚瑟对于情报重要性的定义显然与使馆随员的定义不一样。
这份伦敦局势简报虽然未必会影响英俄之间的外交关系，但是却很可能会影响到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在人生规划方面的宏图大计。
“阁下，当时您正在莫斯科休假，而且您还遭到了暴徒的袭击，目前正在养病……”
布莱克威尔看见亚瑟大衣领口的貂毛正在簌簌颤动。
“那就应该让它出现在我的手术台旁边！就算是要我死，我也希望自己能死的明白点！”亚瑟说到这里戛然而止，他并没有选择继续大发雷霆，而是很没有风度的从秘书手中抢过了信。
这位驻俄文化参赞对于政治生命的关心明显超过了对私人秘书失职的怒火，虽然内阁倒台给他带来的威胁明显没有伦敦塔下的子弹那么直接，但是却一定更为剧烈。
如果换做平常，布莱克威尔多半会再补上一句俏皮话来打趣这位约克耐杀王，但今天他很显然不敢这么干。
因为他明白，亚瑟看完信之后，他面临的很可能是一场狂风暴雨式的袭击，他没有必要特意给自己的脑门上再插一根引雷的天线。
信笺并不长，其中包含的内容也很简单。
首相格雷伯爵自从1832年带领辉格党完成议会改革后，便一直乘胜追击，继续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推动改革。
其中包括了：
规定工人每日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要求安排童工每日受教育时间，并制定了工厂卫生安全标准的《1832年工厂法》。
在英国及海外殖民地完全废除奴隶制度的《1833年废除奴隶制法案》。
承认了工会合法性的《1833年工会法案》。
强化了对贫困人口的管理和限制，强调通过设立工作屋来控制贫困人口救济的《1833年新济贫法》。
虽然上述四条改革法案在颁布的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力，但由于议会改革后托利党在下院已经不成气候，所以立法过程总体上还算顺利。
但是千不该万不该，格雷伯爵将下一个改革目标放在了那块与英国政客命中犯克的地方——爱尔兰。
往前推一个世纪，往后再推一个世纪，在不列颠的历史上，爱尔兰都是每一位有志于青史留名的英国政治家绕不过去的话题。
但是，能够在爱尔兰问题上全身而退并的，却唯有一人。
那就是英国最伟大首相的有力竞争者，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缔造者，签署了《英爱合并法案》，并通过各类财税改革和外交手段使得英国奠定了历次反法战争中胜利基调的‘皮特小子’——小威廉·皮特。
只不过，小威廉·皮特虽然将爱尔兰成功合并进了大不列颠王国的版图，但是他设想的天主教解放却由于阻力太大，未能在任内成功推行。
那个最终推动《天主教解放法案》的家伙，正是因为此事惹得一身骚的威灵顿公爵。
虽然威灵顿公爵本人心里未必有多认同这个法案，他更多的是从一位统帅的角度出发，基于现实主义的角度，认为天主教解放问题已经深刻威胁到了不列颠的安定繁荣，所以才冒天下之大不韪，顶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强行按着议会和国王的脑袋推动了这份决议。
而格雷伯爵呢，他从年轻时便一直是位自由主义者，早在1807年担任海军大臣期间，他便企图引入法案，容许天主教徒在皇家海军出任最高级别职务，并推动废止奴隶贸易。
由于他的这些行动遭到了时任国王乔治三世的大力反对，格雷伯爵在当时内阁垮台后，他在此后的23年间一度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中，并多次谢绝了重返内阁的机会。
而在威灵顿公爵由于《天主教解放法案》导致托利党内部分裂，其内阁也迅速垮台后，蛰伏了23年的格雷伯爵却戏剧性的获得了空前强大的支持，人们好像都忘了这位辉格党的元老也是一位力主天主教解放的人物。
但事实上，格雷伯爵并没有忘记他的初心和愿景。
只不过他非常聪明的将爱尔兰和天主教问题这块最难啃的骨头放在了时间表的最末端，先是议会改革，然后是工厂法和完全废除奴隶制等等，在做完了这一切之后，他终于开始向爱尔兰动刀了。
《爱尔兰捐税法案》的提出无异于在英国政坛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
这份法案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英国政府将减少对爱尔兰国教会的财政拨款，并将爱尔兰的国教主教数量从24个削减为12个。
其次，占据爱尔兰人口80的天主教徒将无需再向爱尔兰的国教会缴纳捐税。
最后，爱尔兰国教会占据的土地也将会被重新分配和管理，以确保其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
单是看这几个条款也知道国教的教士们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应激反应。
财政支持大幅削减，爱尔兰的主教席位被砍一半，捐税少了八成，就连吃到嘴里的土地租金也得吐出来。
按照教士们的话来说：像是格雷伯爵这样不虔诚的人，将来是一定要下地狱的。
身为保守派的托利党成员们自然是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一改革削弱了国教会的传统地位，并且给国家带来了宗教改革的不稳定性。俗话说得好，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与格雷伯爵这么一比，好像老首相威灵顿公爵的《天主教解放法案》也没有那么不可接受了。
甚至不止是托利党，哪怕是代表了自由派的辉格党内也有许多人站出来提出了批评意见，他们认为首相的新法案看起来疑似有点太自由了。他们虽然是辉格党人，但与此同时也是虔诚的国教徒，对于任何国教支持者来说，这种形式的让步都被视为对教会权威的挑战。
至于国王威廉四世，那更是不用提了。
作为国教圣公会的宗教领袖，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奉他为领袖的教会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的。
威廉四世现在成天对外放话，虽然国王的言论有不少，但总结起来只有一个意思：议会改革也便罢了，现在又搞《爱尔兰捐税法案》，你们这帮人他妈的是不是想造反？
国王犯了疑心病，而格雷伯爵的内阁也因为这份法案出现了分裂。
在首相再一次向内阁成员申明了他推动改革的意志决不动摇后，财政大臣德比伯爵、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战争及殖民事务大臣里士满公爵和掌玺大臣里彭伯爵都向首相表达了强烈异议，并向首相集体请辞。
掌玺大臣里彭伯爵甚至公开撂下狠话说，如果格雷伯爵执意如此，那他只能用退党来表达抗议。
就因为这份法案，辉格党顿时陷入了几年前托利党那副四分五裂的境地，而格雷伯爵也品尝到了威灵顿公爵当年在上下两院遭到集体包围的滋味儿。
虽然他在几位大臣请辞后，便立刻着手寻找愿意填补他们空缺的人选。
但是正如议会改革前夕，威灵顿公爵组阁屡屡碰壁一样，所有在辉格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明白，这时候内阁大臣可称不上是什么好差事。因此，那些有资格出任大臣的人物纷纷婉拒，而愿意搏一搏的年轻人又没有能力服众。
如果事情按照这个轨迹发展下去，那么只能说明一件事——格雷内阁的垮台已经进入倒计时。
一旦内阁垮台，就算执政的还是辉格党，那么新首相必定会是一位对《爱尔兰捐税法案》持反对态度的温和派辉格党人。
或许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会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对于亚瑟而言，这个消息简直坏到不能再坏了。
因为温和派辉格党人就意味着，他在选取内阁成员、做出人事任命决定的时候，势必不会考虑布鲁厄姆勋爵、达拉莫伯爵这样的激进分子。
虽然亚瑟同样不喜欢激进分子，从政治立场的角度出发，他甚至可以算作一位温和的保守派人士。
但奈何他端的饭碗便是那群辉格党的激进分子们给的。
如果内阁改组，俄国这边再闹出乱子，工作失误的达拉莫伯爵势必会遭到雪藏，而新任的外交大臣又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他这位布鲁厄姆勋爵与达拉莫伯爵的得意门生呢？
或者，把事情想的不那么糟，就算俄国没有闹出乱子，《爱尔兰捐税法案》珠玉在前，难道新首相便会放心大胆的把一个激进分子的学生调回伦敦任职了？或许他们会反其道而行之，干脆就让亚瑟陪着达拉莫伯爵一起烂在俄国算了。
站在亚瑟的立场上，与其让温和派的辉格党人当选，倒不如请威灵顿公爵这样的纯正托利党人重新出山呢！
毕竟亚瑟流的血，威灵顿公爵可是看在眼里了。
此时此刻，亚瑟只感觉印度马德拉斯专员的位置好像在向他招手了。
寒风吹得亚瑟猛地一阵哆嗦，然而，品惯了腥风血雨的英国绅士知道，越是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越是要冷静的头脑。
但是难免的，他还是有些‘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念头。
他本想着妥善处理好高加索的任务，在白厅的面前好好地露上一手，以便在他那光辉的履历簿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如果露一手的代价是继续留在俄国，又或者是被打发去印度或者澳大利亚，那么为了减少变数，铺平回伦敦的路，那么他也不是不能考虑以退为进、降职使用等等非常规手段。
戴维·厄克特爵士为了恶心俄国人，能够舍弃驻君士坦丁堡领事这样的位置，他这个驻俄文化参赞的职务倒也没什么可特别留恋的。
只不过，在被免职或者主动请辞之前，亚瑟得最大化的利用手头的资源和权力，尽可能的榨干这个职务的价值，来替将来的复起留下点可以说道的遗产。
就好比戴维爵士虽然因为深入高加索失去了外交部对他的信任，但是凭借他这次行动取得的名声，他将会收获国内反俄派和自由派人士的好感，因此今后回国参选议员肯定是大有希望的。
至于亚瑟嘛，他肯定没有戴维爵士那样强硬的家世背景和上层人脉关系，虽然他稍微有些财力，但是对于议员这样投入极大且不稳定的差事，他并无太大兴趣。
因此，他不能像是戴维爵士那样把事情干的太过极端，让系统内部给他扣上个‘不可靠’的帽子。
暂时的离开只是为了更好的归来，同时顺道恶心一手与利物浦爆炸案有牵连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子爵。
一想到这儿，亚瑟心底的路线图渐渐清晰了起来。
他忽然向布莱克威尔开口问道：“你刚刚说，在奥斯曼经商的商人们正在收买《布莱克伍德》等报纸杂志渲染俄国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