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连部，张伟正在接待团里派来的宣传干事王辉。王辉是来采访英雄事迹的，准备在军区展览。
他坐在张伟的对面，做了一些采访之后，说道：“军师团三级党委都做出决定，要求我们重点宣传你们连梁三喜同志和‘排雷六勇士’的事迹，军区举办的英雄事迹展览会，过几天就要开馆展出了，我们需要挑选一些物品进行展览。”
张伟将整理好的梁连长的遗物拿出来，放在桌上说道：“这些都是梁连长留下的遗物。”
宣传干事大致看了看，翻动了两下，只有几件衣服，还大多是军装。然后随手拿过上面的一个拨浪鼓，摇了两下，随意的说道：“就这些么？这些都缺乏说服力啊。”
拨浪鼓是连长业余时间用炮弹壳、子弹壳自己做的。梁连长本来想着等孩子出生后，送给小家伙当玩具，为此还被大家调侃过好几次。
但是精心准备的礼物，还没有等到被送出去，他就牺牲了。连长他至死都没能看到孩子一眼。
听着拨浪鼓当……当……的声音响起，又勾起了大家对连长的回忆。
看着宣传干事那轻慢的态度，连部的人都沉默不语。
宣传干事又问道：“梁连长有没有什么遗书遗言呢？他牺牲时就没说点什么豪言壮语？”
张伟从怀中掏出一张纸，上面还沾染着大片的血迹，这是在整理连长的遗体的时候在他的衣兜里发现的，是一张欠账单。
上面写着：
我的欠账单
借：本连司务长120元
借：团部刘参谋70元
借：团后勤王处长40元
借：营孙副政教50元
在这张欠账单上，密密麻麻写着17个人的名字，欠账总额是620元。
这是梁连长前几年为了给父亲治病，向部队上面的战友借的。梁连长平时十分的节俭，连包烟都舍不得买，已经陆陆续续还上了一些，还差这620元。
梁连长牺牲的时候没有想到说些什么不着四六的豪言壮语，而是抓住身边战友的手，提示他们注意自己胸口衣兜里这张染血的纸条，让他至死念念不忘的，只有如何还上欠战友们的这些钱。
事实上，这种欠账单在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面并不鲜见，参战的士兵大都来自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这也很正常，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十亿人口八亿在农村。
而且国家经济落后，军人工资很低，军费开支很少，甚至连湾湾都不如。记得“战忽局”的张将军后来回忆这段时期时说过：“当时最大的梦想，不是超过米国，就是什么时候军费能够超过湾湾、阿三、宇宙国，当然最好是东瀛。”
张伟把欠账单递给宣传干事说道：“这是梁三喜同志牺牲的时候留下的。”
宣传干事以为是什么遗书遗言之类的东西，这可是很好的宣传材料。要是牺牲前写的什么入党申请书之类的就更好了，宣传时添油加醋的报道一番，很有看点。
于是他忙站起身跑到张伟身边接过来，但是等他仔细看了下之后，感到事情有点敏感，就敷衍着说道：“欠账单，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嘛！”
张伟只感觉这位同志脑子有病，只想搞些假大空的宣传噱头，于是不耐烦的说道：“实事求是嘛。”
屋里一阵沉默。
这时，一排长走了进来，说道：“指导员，我回来了。”
一排长负责接待来部队探望负伤和牺牲的战友的亲属，他的话语打破了房间中尴尬的气氛。
张伟问道：“情况怎么样，家属都到齐了么？一定要热情接待。”
一排长答道：“基本都到齐了，只有小北京同志的亲属，团里还正在查寻，说不让咱们再催问了。”
张伟又问道：“连长一家什么时候到？”
一排长犯难的说道：“团里说，已经接到齐鲁民政部门的电话，连长的爱人和母亲已经上路十几天了，还带着孩子，可是我们连着几天去接站都没看到。”
张伟嘀咕道：“十几天了，怎么还没到呢？”
于是，他继续吩咐道：“你们派个人在车站一直盯着，一定要安全的接到连长的家属，嫂子带着一老一小的，没准路上什么事耽搁了。”
一排长出去了之后，张伟又将自己和其他几位战士的物品拿了出来，让宣传干事挑了几件个人物品，拿去英雄事迹展览会展出。
宣传干事最后还是没有拿走这张欠账单，而是在梁连长的遗物中选了一件满是补丁的军裤，艰苦朴素的作风也是很好的宣传主题。
等宣传干事走后，张伟回到宿舍，翻出前任留给自己的唯一的贵重财产，那部德国莱卡相机。虽然是很老的款式，但是沉重的机身，充满金属的质感，让他这个摄影外行也是爱不释手。
张伟将相机放进随身的包里，走出宿舍直奔营部后勤处。
张伟在看到欠账单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决定，自己要替梁连长梁大哥还上这些欠债，一定不能把债务压在孤儿寡母身上。
张伟找到熟识的王处长，寒暄两句，给他点上一根烟，说道：“老王，明天你进城的话，顺便把我这个照相机送委托店卖了。”
王处长不敢置信的问道：“恩，卖了？这可是你的宝贝啊。”
张伟应道：“恩，我急等着用钱。”
王处长打量着相机，说道：“还是进口货，卖多少钱啊？”
张伟说道：“随他们估好了，总之最好明天就能把钱带回来。”
张伟知道，在这偏远地区，即使是进口相机也卖不上好价钱，顶天了一二百块钱，自己还得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只能向家里求援了。
王处长办事还挺利索的，第二天，张伟就从他手里拿到了卖相机的一百八十元钱。
张伟又拿出自己的积蓄，算了算即使加上这些钱，也还不到三百元，还差了一大截，不得已只能打电话向家里借了。
在张伟从医院偷跑回连里之后，赶过来照顾他的田雨洁来连里看了他两次，见他确实恢复的差不多了，就回了帝都。
张伟跑到团部去给家里打电话，只有这里的电话才能打长途。可是他还是低估了这个年代通讯手段的落后程度了，一连打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要通帝都的线路。
没办法，张伟最后只能发电报了，幸好这件事还不算着急，但是就这还在电报局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才把电报发出去。
沂蒙山区，梁大娘和玉秀在接到那封信的当晚就连夜做好了煎饼，带着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踏上了去部队告别亲人的道路。
为了完成梁连长的遗愿，凑够欠账单上面的数字，娘俩卖掉了辛苦养大的那头猪，又带上了全部的抚恤金。
一个在抗日战争中没了大儿子、在动荡中没了二儿子的母亲，去跟他最小的儿子告别；一个跟丈夫聚少离多的女人，带着他们刚生下三个月的儿子，去跟这个长眠于斯的男人告别。
她们坐了42个小时的火车，下车后按照张伟信件上的指示，找到了去连里的汽车站。可是一问一张汽车票要好几块钱，二人为了省钱就没有坐汽车，而是花了几天时间，翻山越岭步行前往部队的驻地。
路上也是为了省钱，娘俩风餐露宿，饿了就吃点随身带的煎饼，渴了就找人家要点水。越是临近军营，玉秀的心里越是悲痛。
玉秀和梁三喜是一个村子的人，她虽然比梁连长小了8岁，但是二人却也算是互相看着一起长大的，勉强够得上青梅竹马了，所以感情十分深厚。
遗憾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两人，在婚后相处的时间却很短暂。
二人三年前结婚，可是连结婚那次的休假算在内，两人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三个月，两次是梁三喜休假，一次是玉秀去部队探亲。
本来原计划梁连长今年要转业回家乡的，可是一场战事却改变了许多东西。
又过了两天，还是没有等到连长家属，张伟决定先召集已经赶到的烈士家属，在连队驻地召开一个见面会。
会场气氛十分严肃，战士们都列队安静的坐在操场上，家属们在对面坐了一排。
牺牲战友的家属都来了，简单的讲话之后，张伟分别给每一个家属敬礼，跟他们握手，然后将一枚枚立功勋章郑重的交给了他们。
战斗中牺牲的战士至少也会荣获一枚三等功奖章，可是唯独靳副连长的立功申请还是卡着没有批准，张伟去营部和团部，找领导谈了几次都没什么下文。
等到张伟颁发完最后一枚奖章之后，看到了靳副连长的爱人红梅，她抱着儿子像是犯了错似的，委屈的坐在一旁，张伟心里极不是滋味。
靳副连长的儿子小名叫虎子，只有五六岁的样子，他眼巴巴的看着其他人都有一枚奖章，可是到了妈妈这里什么都没有，眼睛里面充满了疑惑和渴望。
张伟看着孩子那纯真的眼神，有些内疚，再摸摸自己胸前的奖章，更觉惭愧。
见面会结束了，红梅带着儿子回到了住处。
虎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道：“妈妈，爸爸怎么还没有回来？他到哪去了？”
红梅抽泣着说道：“爸爸啊，到挺远挺远的地方打坏蛋去了。”
虎子说道：“我也要打坏蛋。”说着还拿着手里的甘蔗比划着枪的样子，说着：“哒哒哒……哒哒哒……”
红梅忙一把拉过了他。
这时，张伟走了进来。
虎子看到来人，怯生生的喊了一句：“叔叔。”
张伟走过去坐在桌旁，随手将帽子放在了桌上，想要宽慰红梅几句。
虎子好奇的拿起军帽，自己戴在了头上，冲妈妈说道：“妈妈，看看我像爸爸么？”
红梅抬起头，抹了一把眼泪，端详着儿子，似乎想要从中找到丈夫的影子。结果越看越是难以控制住悲伤地情绪，泪水不住的流淌下来。
红梅冲着张伟问道：“指导员，我想问你一句，开来他是怎么死的？”
张伟心情也很沉痛，想着靳副连长的不公待遇，也差点留下眼泪，他缓慢而坚定地说道：“嫂子，开来他死的很英勇，很壮烈，他是为我们一连牺牲的。”
红梅不信，说道：“你老实告诉我吧，他是不是在战场上犯了什么错？你说，你告诉我。”
张伟立刻否认道：“不，大嫂，绝对没有，开来他是个好同志。”
旁边的虎子不太明白两人的对话，又弱弱的叫了一声：“叔叔。”
张伟一把揽过孩子，继续说道：“开来他是个很好的同志，华国人要是都像他那样说真话，做实事儿，我们国家的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说着张伟从上衣的兜里掏出自己的立功奖章，递给红梅说道：“大嫂，这是特等功臣靳开来同志的勋章，您收下吧。”
红梅将信将疑的看着他，推拒道：“不，不，他无功啊，不能受赏。”
张伟说道：“大嫂，开来他确实是英雄啊，他一个人就炸毁了敌人的两个碉堡，是他带领着我们打退了敌人三次反扑，最后他是为了我们大伙才去砍甘蔗的。”
红梅打断了张伟的话，说道：“别说了，指导员，我都清楚了。”
张伟继续说道：“开来他，救了我们一连哪。大嫂，这个勋章你一定要收下，要不我们全连都……”说着张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劲的凿了两下墙壁。
红梅还是没有接，旁边的虎子拿过来说道：“妈妈，这个奖章我要，这是爸爸的奖章，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胸前挂满奖章。”说着别在了自己的胸前。
红梅看着儿子没有再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