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4年10月12日，哈吉港，华夏东岸共和国驻欧全权特使蔡振国漫不经心地捻起一枚铸造完毕的第纳尔银币，看了起来。
银币是由哈吉铸币局铸造的。这家铸币局规模不大，但却是国家贵金属管理总局特别授权的三大海外铸币局之一（另外两个是大泊铸币局和第乌铸币局），不但可以按照本土下发的铸币计划铸造合法的东岸金银币，同时也可以承接外国政府的铸币业务。哈吉铸币局自成立以来还没有铸造过东岸法定货币，但奥斯曼帝国的新货币第纳尔却铸造了不少，足足有七百万之多，业务量可算是非常大了。
第纳尔与东岸元重量、成色一致，可一比一兑换，目前在奥斯曼帝国币值还是非常坚挺的，官员、商人、士兵、农夫都非常喜爱，一收到就藏到家中，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拿出来用，以至于市场上依旧充斥着五花八门、成色不一的各色货币，让人很是无语。
第纳尔银币无论面额大小，正面统一刻着苏莱曼大帝的头像，这似乎表明了土耳其人想要重新崛起的强烈。只不过，如今看来他们的愿望是很难达成了，帝国依旧在不可抑制地衰败下去。你现在所能做的，不是让它重新焕发青春，而是如何延缓它的衰败速度。
蔡振国是在三天前乘船抵达哈吉港的，为的就是了解如今奥斯曼帝国的形势，毕竟很多事情光看报告是看不清楚的，还是实地考察一下比较好。
在过去的数年时间里，奥斯曼帝国接连死了两位苏丹。先是苏莱曼二世因病去世，死因是肺水肿，死后由他的三弟艾哈迈德二世继位。但这个家伙运气也差，才当了两三年苏丹呢，就又因为国内外残酷的局势而忧心至死（此君历史上1695年才死）。现在继承苏丹大位的是穆斯塔法二世，今年刚满三十岁，不过看起来身体也不怎么好就是了。
连续两位苏丹的离世给东岸人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尤其是苏莱曼二世死后，继位的艾哈迈德二世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经常更换身边的官员和太监，以防他们策划什么对自己不利的阴谋。而这些上层官员的变动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中下层官员的清洗，导致原先很多与东岸交好的官员下台，影响到了东岸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为此，就连蔡振国也不得不站出来发声，劝告奥斯曼帝国适可而止，否则他们将重新考虑下一笔第纳尔贷款的发放。
应该说，经济制裁的大棒还是挺好用的。艾哈迈德二世即便心里再不耐烦，他也听东岸人的意见，虽然他否决了东岸人提议在科普鲁卢家族中另选一人担任大维齐，以补上不幸离世的法希尔·穆斯塔法大维齐空缺的做法——穆斯塔法大维齐在与奥地利人的战争中，不待鞑靼援军到来，便轻率大军离开坚固设防的贝尔格莱德，渡河追击奥地利军队，结果中伏身亡，让人惋惜。
穆斯塔法大维齐的阵亡，标志着土耳其人趁着奥地利主力陷于西线而发起的反攻行动的结束。在此之后，即便土耳其人屡屡调兵遣将，却总是无法取得突破，双方在多瑙河一线交手多次，却互有胜负，局面基本上陷入了僵持状态。
蔡振国对穆斯塔法大维齐的阵亡感到非常郁闷。在他看来，这个出身名门的宰相是奥斯曼帝国里难得的明白人，同时也在不断地推进改革。比如，他为了安定刚刚收复的很多巴尔干地区的人心，就下令返乡的绿教徒不得报复当地的塞尔维亚人，同时对躲避战乱回来的塞尔维亚人实施优待，返还他们的房子和财产，甚至还拨款修缮因为战争而被毁坏的房屋，做得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要知道塞尔维亚人可是异教徒呢。不过，这很显然会激起国内广大绿教徒阶层的不满，不过为了统战，也没办法了。
再比如，穆斯塔法大维齐为了解决送礼的陋习，就禁止高级官员们向苏丹进献礼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以身作则，鼓励下级官员们不要向高级官员送礼。不出意外，这又引起了包括苏丹在内的很多官员的不满，虽然大维齐的本意是为了肃清官场的风气，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穆斯塔法大维齐同样没忘了在经济和军事领域进行改革。经济领域的改革主要依靠东岸人以及由东岸人培养的开明官员，这个不用多讲，目前在东岸贷款的帮助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军事领域的改革主要是裁汰大量依靠裙带关系进入军队系统的官员，提拔有能力的青年军官，为此还建立了多所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
军工厂的改革同样是重点，在东岸人的帮助下，穆斯塔法大维齐成功地在伊斯坦布尔郊区的马尔马拉海边建立了帝工总厂，同时还在萨洛尼卡、巴格达、开罗、贝尔格莱德、伊兹密尔等帝国重镇建立了分厂。除总厂外，所有分厂都交给地方商人承包经营，由商人们来负责为帝国制造军火，同时也为自己获取军事利益。应该说，这种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军工厂的生产效率，军品质量也有所提高，帝国的财政开支更是减少了很多，可谓是一举多得。但不可避免地，这种改革也触怒了很多既得利益阶层，他们不敢明着对受到军队拥护的穆斯塔法大维齐怎么样，但暗地里搞破坏的本事还是有的，这使得改革的红利被侵蚀了不少。
但不管如何，穆斯塔法大维齐在民族团结、经济生产、军队建设和行政制度等诸多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给垂垂危矣的奥斯曼帝国狠狠续了一波命。而且这种改革创造了两个全新的实力阶级，那就是有学识的青年军官阶层和帝事承包商阶层，这是新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天然反对“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因此即便穆斯塔法大维齐不在了，改革的红利也不会消失殆尽。更别说，帝国境内大量信仰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异教徒也对大维齐心有好感，认为他能够保障自己的利益。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法希尔·穆斯塔法大维齐真的是一位明白人，他洞悉帝国的内情，关心农民的利益，手腕也很强硬，许多阻拦他改革的人都被他处决或监禁。但与世上大多数改革家一样，穆斯塔法这么一位难得的明白人竟然在战争中中伏死于非命。蔡振国很是费解，奥地利人明明已经在贝尔格莱德城下吃了败仗溃退了，怎么在穆斯塔法率军追击的时候还能设伏杀死他呢？听说大维齐是近距离头部中弹身亡，这尼玛时间、地点掌握得也太精确了，而且大维齐身边并不是没有兵，可竟然都没有发现敌人的阴谋，实在是让人气愤！
穆斯塔法大维齐死后，艾哈迈德二世苏丹没有再从科普鲁卢家族中选人接替，而是自己任命。只可惜他看中的人都是草包，没有一个可以应付如今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因此两年间换了足足四任宰相，却仍然无人可以解决问题。
帝国高层的人事动荡很快传递到了底层，地方离心势力开始显现，中央的控制力不断减弱，和穆斯塔法没死前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像北非这种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现在基本上已经陷入了地方自治状态，当地的军队领不到帝国中央发放的军饷，便干脆自己想办法，组建了规模庞大的海盗舰队，四处劫掠商船，以至于严重威胁到了地中海的贸易秩序。东岸人不得已，说服西班牙、葡萄牙和北意大利的海军联合起来，狠狠征讨了一下这些无法无天的海盗，但也只是一时压服了他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控制埃及的马穆鲁克们也越来越骄横。东岸人现在经营着那条沟通着白海和红海的轻轨线路，生意火得不要不要的。马穆鲁克们居然找上门来，说以前交给埃及帕夏的税款不要交了，改交给他们。为此，他们可以提供更优质的保护，同时也可以帮助东岸人扩大市场。负责管理这条铁路的官员将情况汇报给了蔡振国，蔡振国一边指示他不要轻易答应，一边将情况汇总报给了国内，让外交部给出指导意见。
诸如此类的还有许多，如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比萨拉比亚、摩尔达维亚等地的基督徒领主、军阀们，这些人也渐渐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心思、小想法，整个帝国内部暗流涌动，形势极其复杂。
蔡振国也是意识到了这其中的不对，才匆忙赶了过来，进行了一连串的访问。他先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苏丹和大维齐，结果非常失望。大维齐倒也不算昏庸，也知道不改革不行，但他的能力、气魄都不行，不足以掌舵奥斯曼这艘大船。接替纵欲过度而死的艾哈迈德二世苏丹（对外宣称是忧心国事，抑郁成疾去世）的穆斯塔法二世水平也很一般，他倒是有重振帝国国势的雄心，无奈从小没有接受正规的帝王教育，总是和教士们厮混在一起，宗教典籍倒是非常熟悉，但这对治国没甚鸟用。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蔡振国也很无奈。这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当真是一蟹不如一蟹，苏莱曼二世水平还算可以，到他的弟弟艾哈迈德二世时就比较差劲了，结果再看看如今登基的穆斯塔法二世，那简直就是一个二世祖——从小要么跟随费祖拉赫·艾芬迪学习教法（此君现在是大教长），要么参加各种马术、音乐和酒会（神奇吧？绿教国家的上层就是这么任性，清规戒律从来都是针对下层的）活动，对治国简直就是一窍不通。
蔡振国费了好大劲，才通过关系得知如今帝国实际做主的就是大教长费祖拉赫·艾芬迪，因此便又设法与其见了一面。令人惊奇的是，这位大教长心思敏捷，比一般人聪明许多，眼界也很宽广，很多事情一提就知道，这更坚定了蔡振国一个看法，那就是绿教上层没一个傻瓜，都是人精，脑子有问题的都特么是中下层，被人卖了还数钱的那种。
这位大教长非常清楚蔡振国找他的目的，他同样也很清楚如今国家的稳定离不开东岸人的帮助，因此他开门见山地提出愿意保障东岸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各种利益，也愿意配合东岸人进行有限度的改革，条件是东岸人帮助他“发动圣战”，夺回多瑙河以北的失地。
蔡振国这个时候真的感觉到有些头疼。这位大教长从小就教导苏丹各种功课，自身才学也不错，同时不安插亲属到政府部门，不爱钱，听起来像个圣人似的。但蔡振国很清楚往往这种人是最难缠的，因为人家追求的是更高级、更难以满足的东西。就像这位艾芬迪教长，他是不爱钱，但特么的爱圣战啊！甚至为了确保圣战能够成功，他愿意违背一些自己的原则，与各色人等做交易、做妥协，这就更可怕了！
蔡振国与艾芬迪最终也没谈出什么大的名堂。唯一的成功，大概就是确认东岸的投资能够得到保证罢了。但他仍然很忧虑，现在奥斯曼帝国内忧外患，正是应该休养生息的时候，贸然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即便打赢了也是大耗国力，打输了更是无法想象，怎么看都是一笔赔本的买卖。但这艾芬迪却不管不顾，想要发动圣战的决心非常强烈，这让蔡振国很是忧心，担心影响到东岸人在近东一带的战略布局。
“实在不行的话，扣下还没发放给土耳其人的二百万第纳尔贷款，让他们因为技术上的原因而无法展开战争？”将手里的“苏莱曼大帝”扔进箱子里后，蔡振国又叹了口气，道：“想当年苏莱曼大帝何等英明神武，但子孙却一个不如一个，时至今日，依然是国本动摇、前途莫测之局。可怜，可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