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领导为郭拙诚量身打造这个新衙门倒不是真的没有位置能安排郭拙诚,也不是安排不下郭拙诚,实在是因为郭拙诚比任何人适合这个岗位,更为主要的是国家很需要有这么一个眼界宽广、目光深远、有大局观和精准判断力的人来掌控这些事情。与国外合作的这些大项目都太重要了,而其他人又没有郭拙诚这么多与外国进行大项目的经验。
这些项目的意义非常重大,失败了经济损失巨大不说,在政治上也损失巨大,而成功了则能大大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能极大地改善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
以前也有一些与国外合作的项目,都是以各企业、单位为主进行的,很多是引进外国的技术为主,虽然也有一些技术交流,但中国这方拿出的技术都不多,或者都不是高级,大部分都是买外国的,或者因为政治方面的优势而白拿外国的,就如美国有求于中国替他们当阻挡苏联的炮灰,而主动送给一些技术给中国一样。
这不是中国奸猾,实在是因为中国科技落后,比欧美国家强的技术实在有限,无法形成平等的交流,只能靠钱靠政治上的面子了。
可现在中国要与苏联合作大型项目,虽然在未来的交往中中国依然需要苏联方面提供更多的技术,但中国的技术比重已经大大提高了,特别是全球定位系统方面,中国已经走在苏联的前面,苏联方面反而是辅助性的,他们优势更多的集中在火箭发射、卫星制造、宇航技术等方面,而卫星授时、地面接收、卫星组网、信息处理等方面,他们只能当中国的学徒。
技术方面中国和苏联没有了明显的区别。而中国方面因为有郭拙诚的存在而比苏联具有最大的前瞻优势,这个优势在外行人看来并不值钱,因为这种前瞻无法琢磨、无法估价更不能转换成现实中的金钱。但是,专家们却知道这种前瞻性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有价值,它能保证你的项目永远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不会浪费大量的时间或金钱来做一些重复性、根本没有意义的行动,甚至是与本来前进方向相反的行动。
举一个例子,如果当时有人告诉爱迪生。做灯泡里灯丝的材料可以用竹纤维加工成的炭丝,他就可以少试验上千种材料,少做上万次其他试验,更能节省很多时间。如果有人干脆告诉他,灯丝用钨丝做是最好的。那么爱迪生恐怕会高兴得连翻几个筋斗。这得节省多少材料、资金、时间,这得少浪费多少脑细胞啊。
所以,对于中国与苏联合作进行几个大项目,有不少人是不太愿意的,认为跟苏联合作很吃亏,根本是费力不讨好的事,特别是中国不但要拿技术与苏联交流。还要拿钱给苏联,简直就是丧权辱国,简直就是资敌。现在与欧美国家合作多好啊,我们既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技术。又能从他们那里获得管理知识,有时还能得到金钱,为什么跟苏联合作?相对来说苏联对中国的现实威胁更大,欧美国家想打中国。还隔着太平洋或者整个欧洲大陆呢。可苏联要打中国,立马就能挥军入境。
在他们看来。中国拿钱、拿技术与苏联合作就是丧权辱国,而欧美国家拿钱、拿技术与中国合作,欧美国家就不是丧权辱国一样。
面对大家的质疑,最高首长只问了一句话:“欧美国家是傻子吗?他们能够这样与我们中国合作,难道我们就不能这样与苏联合作?欧美国家是希望吃小亏占大便宜,想我们中国帮他们抵挡苏联。而我们现在也是想吃小亏占大便宜,现在你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才能占大便宜,而不是思考如何不吃小亏。”
其他中央领导听了,都没有再反对,心思都真的放在思考“什么是大便宜,我们能占多少”的问题上,不过,依然有人迷惑:“难道中国也需要苏联来对抗欧美国家?”
当然,更多的人豁然开朗,这意味着中国要崛起,要名正言顺地当世界的第三极。
《三国演义》即使没有看过也听说过,这些大佬更知道三国平衡关系。这就意味着中国将走上前台来,真正与苏美两国平起平坐,与苏联进行这种级别的合作就是向世界各国表明了这种态度。
无论是老成的还是活泼的,无论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强盛,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屹立于民族之林,只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方法而已,现在听了最高首长的话,他们一个个都很兴奋、很激动,感觉扬眉吐气的日子就要来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与苏联合作大型项目除了这个原因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最高首长和郭拙诚联合起来给苏联设的一个局,给苏联人提供一个显示中国富有、中国比苏联更适合搞科研、中国更有生命力、中国远比苏联更能提高人民群众生活的窗口,从而达到吸引甚至绑架苏联科学家的目的,为中国的腾飞做好必要的人才准备。
甚至这些大型项目的合作跟国家在龙江省、内蒙省执行特殊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苏联人羡慕中国、向往中国,增加更多的中国崇拜者、同情者,这样就更有利于外蒙的回归。
在外蒙回归上,中国并不完全只依靠边境地区的富足来吸引老百姓争相奔逃,还采取了其他积极措施,派出了大量的人员深入外蒙、苏联,用各种手段来吸收或干脆收买那些喜欢中国、同情中国、向往中国的各级官员,开始在民间放出中国就是老百姓天堂的流言,说很多高官都将自己的子女、亲戚送到了中国学习或做生意……
基本上美国前世和平演变中国的那一套在郭拙诚的支持下,都用到了外蒙和苏联,无论是苏联人还是外蒙人,其内心都发生了悄悄的改变。
毕竟这可不是纯粹的宣传,并不是空对空,那些一直没有中断的民间来往很清楚中国这几年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就让外蒙人、苏联人乍舌不已、羡慕不已,自己种地自己吃,自己牧羊自己卖,多好啊,更别提牛羊那么高的收购价了,一只羊卖出去就可以买好几身衣裳,可以买好包精盐,可以买好多茶叶……
他们不但惊讶中国的制度变化,更羡慕中国商店的商品琳琅满目,货架上的货物摆得满满的,顾客想买多少就可以买多少,你买得越多商店的人员越喜欢、越客气,而不是如他们那边那样,首先得排长长的队,好不容易轮得自己了,还不许买这个不许买那个,就算找到了自己能够购买的,数量也只能按限定的来。而且很多商品的质量根本没法跟中国的相比,外观也不漂亮,粗丑大是苏联产品的特点,外蒙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这个特点,全没有中国商品的精巧。
以前无论是苏联人还是外蒙人,在中国面前都是有巨大优越感的,年景好的时候还能拿出一些食物和旧的衣服救济在中国的亲戚、朋友,可是现在反过来了,中国的那些亲友可以救济他们了。中国送的很多东西,在他们看来很新奇,什么电子液晶手表、随身听、牛仔裤、掌上游戏机……
改革开放只有几年,但中国的变化却是翻天覆地的。很多苏联人、外蒙人一边羡慕和嫉妒,一边期待自己国家也能这么变化,同时不少人内心不可避免地产生愿意去中国生活,愿意成为中国人的想法。特别是那些早些年受苏联克格勃鼓动从中国逃出去的中国人,更是迫不及待地想回国,想重新成为中国人,他们使出全身解数到底打听,到处寻找门道,以实现恢复中国人身份。
让这些人惊喜而激动的是,他们中间的个别人还真的成了幸运儿,不但恢复了中国国籍,还获得了一笔在他们看来非常巨大的安家费,开始了幸福的生活,他们的得意和自豪完全能从他们脸上看得到。
与前世中国不容许改变了国籍的人恢复中国国籍不同,这一世的中国有选择性地同意了某些人的请求,特别是某些不断来往于苏联、中国的人,这些人不断将中国消息带向苏联,通过他们将中国宣传得比天堂还好,引起他周边无数的亲戚、朋友、熟人心痒难抑,一个个都想去中国看看。
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下,就是在最高首长内心不为人知的想法下,正在奔波的郭拙诚接到了一纸调令。
这纸调令不但让郭拙诚有点懵了,琼海行政公署的同事们也懵了,甚至连粤东省的领导也懵了: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在这关键时刻将他给调走了?他才是最适合担任琼海省第一任省委书记的啊,即使不担任省委书记,也应该让他担任省长啊。
其他人调过去或者将琼海行政公署另外的领导提拔上来,能稳住局势吗?